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主席，距离“满票”缺了一票，周恩来找到主席，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毛主席回答：“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也有权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关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标志着新中国成立的准备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会议代表总计662人，其中正式代表576人，他们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体现了广泛的统一战线。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新政权奠定基础。

9月30日是会议最后一天，主要议程聚焦于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副主席和委员。这次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候选名单事先协商确定，代表们对名单整体进行表决，但允许对个别候选人表示不同意见。这种机制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原则，确保代表有选择权。

选举过程严格规范，先发放选票，每张选票列出63位候选人名单，其中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代表们填写后投入票箱，总票数576张全部收回，无废票或弃权票。

计票由60名监票人负责，分组统计，结果显示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刘少奇、张澜、宋庆龄、高岗均获全票，而主席毛泽东得575票，少一票。

这在当时引起注意，因为预期中应是全票通过，但实际结果反映出投票的独立性。缺票事件成为历史记载中的一个细节，体现了选举并非形式，而是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

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将计票结果汇报给毛泽东，特别提到主席得票情况。毛泽东听后表示，代表有权选或不选他，缺一票没有关系，这体现了他的民主作风和对选举制度的尊重。

事件发生后，并未影响会议进程，选举结果顺利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成立。次日，公告发布时，最初版本仅简述选出63人，后来根据建议，完整列出所有名单，以突出阵容的完整性。

关于缺的那一票，历史资料中存在推测，主要指向张东荪。他作为无党派代表参加会议，早年从事学术和政治活动，曾参与民主同盟，但后期立场发生变化。投票无记名，因此无法确证是谁，但根据多位参与者的回忆和后续事件，张东荪被视为可能的那位。

他在1950年被揭发向美国间谍提供情报，涉及国家机密泄露，后被隔离审查，直至1968年释放，1973年去世。

这个事件与缺票联系起来，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性，一些人士虽被邀请参与，但其忠诚度存在问题。张东荪的叛国行为后来得到证实，他向外国势力传递信息，危害国家安全，这在历史档案中有所记录。

张东荪的经历源于其早年思想背景，他曾留学日本，接触西方哲学，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但在1949年后，他的行为转向背离新政权，具体表现为与美国驻华使馆人员接触，透露政协会议内容和解放军动向。这种举动在当时被视为严重背叛，1951年正式处理，他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改造。

选举的整体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形式上的程序，更是体现人民意志的实践。新中国通过政协会议，实现了从革命到建国的过渡，确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毛泽东的回应，体现了共产党人对民主的理解，即尊重代表权利，而不是个人崇拜。这在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得到延续，推动了国家治理的规范化。

回顾历史，这场选举发生在解放战争尾声，全国尚未完全统一，预留18个席位给待解放地区代表，如后来增补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这体现了包容性，旨在团结各方面力量。

缺票虽小，却折射出时代变迁中个人的选择与国家命运的交织。张东荪的结局，也警示了在关键时刻的立场问题。他的叛国行为，导致个人悲剧，同时强化了国家对安全的重视。

从更广视角看，这次会议奠定了新中国政治框架，《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基本政策。选举结果的公布，向世界宣告了新政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

缺票事件虽被传闻放大，但核心在于它证明了选举的公正性，没有人为干预结果。这与旧中国伪宪政形成对比，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新路。

历史资料显示，会议筹备从1949年6月开始，新政协筹备会选出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代表选拔注重代表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确保覆盖社会各界。

这次选举的得票情况，也反映出代表们的独立思考，尽管绝大多数支持，但允许少数不同意见存在。这种机制在后来宪法制定中延续，推动了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