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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和珅在被处死之前，嘉庆皇帝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贪的钱，能花完吗？谁料和珅说了一句话，让皇帝当场愣住。嘉庆皇帝登基后，面对先朝权臣和珅，曾不无犀利地发问：“你贪的钱，能花完吗？”彼时的和珅，早已不是官场新人，他镇定自若，大言不惭地回应：“我贪财是为了在朝堂上好办事，况且这些钱大多花在了乾隆爷身上，”这番对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流汹涌。和珅的人生开局，并不顺遂，他年幼丧母，九岁丧父，身后还跟着个嗷嗷待哺的弟弟，十九岁的和珅满怀憧憬参加科考，虽熟读四书五经，甚至精通多语，却仍在竞争激烈的科场名落孙山，谁知，命运关上一扇门，又悄悄开了一扇窗，清朝有官位承袭制度，旨在维护权贵地位，和珅竟因此“因祸得福”，以文生员身份承袭了祖上的三等轻车都尉，这便成了他迈入官场的敲门砖。真正让和珅平步青云，也为日后大肆敛财埋下伏笔的，是轰动一时的李侍尧案，这位身兼大学士和云贵总督的高官因贪腐被揭发，乾隆震怒，随即派员查办，和珅在此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不仅成功搜集了李侍尧及其党羽的罪证，还在案后，将李侍尧等人搜刮的部分巨额财产悄然收入自己囊中，此案告破，和珅不仅因功获赏大量金银珠宝，更重要的是赢得了乾隆的深度信任，一跃成为皇帝跟前的红人。即便知道他中饱私囊，只要不触碰谋反的底线，乾隆多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珅深谙为官之道，他的“钞能力”此刻发挥到极致，他清楚，要巩固地位，除了博取乾隆欢心，还需在盘根错节的官场打点，而真金白银无疑是最佳通行证，更重要的是，乾隆统治后期，这位曾经励精图治的君主开始沉湎享乐，大兴土木，为彰显功绩数次南巡，就连诞辰也要办得奢侈盛大。每次南巡，不仅要顾及皇帝的吃喝玩乐，还要无数人鞍前马后伺候，这对国库无疑是巨大负担，即便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百姓也难以承受，为了讨好乾隆，和珅甚至包揽了乾隆第五次南巡的全部巨额开销，当乾隆尽兴返回宫中，惊讶地发现国库钱财似乎分毫未动，和珅这种为主分忧的“钞能力”，自然让乾隆对他更加倚重。据说，乾隆晚年因年迈言语不清，旁人多听不懂，唯独和珅总能准确领会其意，这份“知己”般的默契，有时甚至超过了乾隆的亲儿子们，同时，和珅还利用乾隆的信任，将部分人事任免也抓在手中，许多官员为求晋升，不得不贿赂和珅。而和珅也乐于“收钱办事”，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到位”，长年累月下来，积累了惊人财富，私下生活奢靡至极，有时穿戴用度甚至比乾隆还要铺张，他还将自己疼爱的女儿固伦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使和珅与乾隆之间又多了一层亲家关系，这无疑让和珅的地位更加稳固。然而，乾隆皇帝这份“偏爱如山”，在皇十五子颙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眼中，却是另一番滋味，嘉庆对父亲如此纵容和珅早已心怀不满，他眼看和珅权势滔天，党羽遍布朝野，搜刮的财富比国库还多，心中自然愤懑，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和珅仗着乾隆宠信，屡屡干预朝政，甚至到了妨碍皇权交接的地步。和珅曾不止一次阻止嘉庆帝老师的晋升，更在乾隆帝准备遵循祖父康熙帝在位不超过六十年的承诺退位时，竟建议乾隆不要退位，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都传到嘉庆耳中，让他对和珅的放肆和干政厌恶至极，并发誓有朝一日定要收拾这个权臣。乾隆虽名义上退位为太上皇，但军国大权依旧在握，对嘉庆这位新君更是时常抱有警惕，有意无意试探儿子对自己是否不满，在太上皇乾隆和权臣和珅的双重制约下，嘉庆皇帝更像个徒有虚名的“傀儡”，实权甚至不如和珅这个臣子，眼看自己一步步沦为透明皇帝，嘉庆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而站错队的和珅，自然成了嘉庆的眼中钉、肉中刺。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乾隆皇帝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和珅这个“二皇帝”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这消息对和珅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最大的靠山倒了。嘉庆皇帝虽然表面沉浸在丧父之痛中，却并未失去政治上的清醒和果决。他主动将操办乾隆丧葬事宜的权力交给和珅，习惯了为皇帝打点一切的和珅，对此自然求之不得，却未料到这正是嘉庆为他精心布下的陷阱。果然，乾隆驾崩仅十五天后的正月十三，嘉庆皇帝便雷厉风行地动手了，他命人将和珅革职下狱，并迅速罗列其二十大罪状，诸如曾经象征无上荣耀的“紫禁城骑马”、“大内乘轿”等待遇，此刻都成了致其死地的罪证。随后便是抄家，结果震惊朝野，白银高达八亿两，还有难以计数的金元宝、夜明珠及奇珍异宝。这笔财富，据说相当于清政府当时十五年的财政总收入，民间因此流传开一句童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最终，这位在乾隆朝呼风唤雨的权臣，在狱中接到嘉庆帝赐予的一条白绫，自缢家中，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毕生聚敛的巨额家产，尽数充入国库。

1584年，宰相张居正死后，他家24人饿死府中，之后尸体，被饿红了眼的家犬吞噬而尽，小到刚满1岁的孩子，上至80岁的老母，而府外的人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一幕。“父功在社稷，却遭此诬陷；阖家蒙冤，吾宁死不屈！”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在狱中写下的血书，字字泣血，最终成了他自缢前的绝笔。这封血书，不仅是一个儿子为父辩白的呐喊，更揭开了1584年张府灭门惨剧的冰山一角。当丘橓带着万历皇帝的旨意，将张府大门钉死、断绝粮水时，这场由皇权、私怨与利益纠葛酿成的悲剧，就已注定要以最惨烈的方式收场。张敬修的绝望，源于父亲张居正生前埋下的“隐患”——那些曾让明朝焕发短暂生机的改革，终究成了仇家报复的借口。1572年张居正辅政后，面对王朝的烂摊子，推出“考成法”与“一条鞭法”：前者要求官员政绩公开、失职追责，让原本推诿怠政的官场为之一震；后者将杂税徭役合并折银征收，不仅简化税制，更清查出豪强隐瞒的大量土地，让国库收入大幅增加。可这两项新政，却像两把尖刀，刺向了既得利益集团：地方勋贵因土地被清查而失去偷税的便利，贪腐官员因“考成法”断了灰色收入，连宫廷里想插手政务的宦官，也被张居正严令约束。这些人表面顺从，暗地里却早已结成同盟，等着张居正失势的那一天。而万历皇帝的态度，更是将张家推向深渊的关键。年幼时，万历视张居正为“先生”，依赖他处理朝政；可随着年龄增长，皇帝对张居正的“严苛”日渐不满。朝堂上，张居正会当众指出他的决策失误；生活中，张居正限制他的奢靡开销，连想给妃嫔赏赐都要被驳回。这份“师生情”，慢慢在万历心中变质为“权力压制”的怨恨。张居正病逝后，万历表面给予厚葬与“文忠公”的谥号，内心却早已盘算着如何“清算”。当官员们纷纷上奏弹劾张居正“专权”“贪腐”时，万历顺水推舟，任命与张居正有旧怨的丘橓为抄家官员，默许了这场带有报复性质的行动。丘橓到江陵后的所作所为，彻底撕碎了最后一丝体面。他没有按惯例先入府核查，反而第一时间下令钉死张府大门，封死水井，严禁任何人送粮送水。府内24口人，瞬间从“相府贵胄”沦为“待死囚徒”。起初，大家还能靠府中残存的余粮度日，可十几天过去，米缸见了底，连喝的水都没了。张敬修作为长子，被单独押入狱中严刑拷打，逼他承认父亲“贪腐”，面对酷刑与诬陷，他写下血书控诉冤屈，最终选择自缢，他宁死，也不愿玷污父亲的名声。张敬修的死，只是惨剧的开始。府中，他的妻子高氏抱着刚满1岁的孩子，眼睁睁看着孩子因饥饿啼哭不止，最后渐渐没了气息；张居正80岁的老母赵氏，曾跟着儿子享受过几年尊荣，如今却只能靠在墙角，在饥渴与寒冷中慢慢闭上眼；其他家人或饿死，或不堪屈辱自尽，短短十余天，昔日热闹的相府，变成了人间地狱。更令人心寒的是，饥饿的家犬无人喂养，最终竟啃噬起尸体，血腥气弥漫在府中，与门外的“热闹”形成刺眼对比。府外的景象，比府内的惨状更显冷漠。昔日巴结张居正的乡绅，此刻站在门口冷嘲热讽，说“这是权臣应得的下场”；曾因“一条鞭法”减轻赋税的百姓，大多只是远远观望，没人愿意为张家求情；甚至有外地官员专程赶来“看热闹”，对着封死的大门指指点点，仿佛在欣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他们忘了，正是张居正的改革，让江南百姓少受苛捐杂税之苦，让北方边防有足够军饷抵御蒙古入侵，可这些恩情，在“墙倒众人推”的政治漩涡里，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更讽刺的是，抄家结果最终证明了张居正的清白——查抄出的财物，远不及流言中“巨贪”的十分之一。万历得知后，不仅没有为张家平反，反而下令褫夺张居正的谥号，将其名字从功臣榜上除名，彻底抹去他的功绩。万历以为这样能树立皇权威严，却没意识到，他毁掉的不仅是张居正的名声，更是明朝最后的希望。张居正死后，“考成法”废弛，官场再度陷入怠政；“一条鞭法”停滞，豪强兼并土地的现象愈发严重，国库重新空虚，边防也日渐松弛。许多年后，明朝国力日渐衰退，朝廷才想起为张居正平反，可那些饿死在张府的24条性命，再也回不来了。张敬修的血书早已泛黄，张府的断壁残垣也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里，但这场惨剧留下的警示却从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