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吃过晚饭后，坐立不安的陈永贵，接到了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立即想到了住在他隔壁的吴桂贤，对工作人员说：“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这不是陈永贵第一次这么照顾吴桂贤。两年前他们一起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时，一个管农业，一个管轻工业和卫生，都是从基层上来的工农代表。   吴桂贤比陈永贵小不少，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拘谨地坐在角落，直到最后才大声说“没意见”。   老领导提醒她要发言，她总说“老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陈永贵看在眼里，知道她在中央工作不容易，开会时常悄悄给她递个眼神，散会后还会念叨“桂贤，下次大胆说”。   那天去玉泉山的车上，陈永贵没多说话，只低声告诉吴桂贤“今晚要解决大问题”。吴桂贤心里一紧，她这些天也听到些风声，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进了会场，见华国锋、叶剑英都神情严肃，她悄悄攥紧了衣角。当华国锋宣布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时，她跟着大家一起举手，手心全是汗。   散会时已是午夜，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走在前面，兴奋得像孩子，吴桂贤跟在后面，看着路灯下拉长的影子，突然觉得心里亮堂了——十年动乱，真的要结束了。   其实在此之前，陈永贵就跟“四人帮”拧着劲。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非要让大寨人评《水浒》，说要“同修正主义斗争”。   陈永贵直截了当：“我们农民不懂《水浒》，只知道种地。”江青不依不饶，他只好让郭凤莲召集大会。   江青在会上吹嘘毛主席身体比她还好，陈永贵听得直皱眉——他前阵子去见毛主席，明明见老人家病得很重。   等江青又扯到“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他实在忍不住，趁对方换气的空当，直接宣布“散会”，气得江青脸都白了。   后来江青要放她的讲话录音，陈永贵推说“中央没同意”，硬是没让大寨人听那些歪理。   粉碎“四人帮”后没几天，陈永贵拉着李先念、纪登奎去他家吃山西拉面。他系着粗布围裙在厨房忙活，吴桂贤也被请去作陪。   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上来，他举起粗瓷碗：“往后啊，咱就踏踏实实种好地，做好工！”   吴桂贤看着他满是老茧的手，想起刚到中央时，自己连文件都看不太懂，是陈永贵教她“不懂就问，别装懂”，心里暖烘烘的。   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随着改革开放启动，工农出身的干部渐渐跟不上形势。   1977年9月，吴桂贤先提出辞职，说自己“只懂织布，干不了副总理”。陈永贵送她去火车站时，只说了句“回去好好干，啥时候都是好样的”。   三年后，他也主动请辞，坐在交道口的小院里，让儿子代笔写辞呈，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有人想翻他的旧账，邓小平一句话定了调：“他不是那伙人。”   晚年的陈永贵搬到木樨地的部长楼，每天早上从12楼扫楼梯到一楼，买菜时戴顶草帽，没人认出这个扫楼梯的老头曾是国务院副总理。   吴桂贤回了陕西国棉一厂，又当起了纺织女工，车间里的轰鸣声让她觉得踏实。   偶尔在北京开会碰到，两人会站在走廊里聊几句大寨的庄稼、厂里的纱锭，就像当年在中南海一起去开会时那样，没了官衔，反倒更亲近了。   1986年陈永贵去世，骨灰送回大寨那天，吴桂贤特地赶去。看着虎头山下哭成一片的村民，她想起10年前那个夜晚，陈永贵叮嘱工作人员“别让她单独行动”的样子。   这个从泥地里走出的副总理，这辈子没丢过农民的本分，也没忘过帮衬身边的人。   就像大寨人给他立的碑上写的“功盖虎头，绩铺大地”，他的故事，说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里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