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地下党陈修良调任南京市委书记，接到任务后，她只问了一句：“何时动身？”，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却吃了一惊：“你就不提提困难吗？” ​谭震林之所以吃惊是有原因的，当时南京城风声鹤唳，全城96万人口，国民党的相关人员就占到了11万，其中警察特务就将近万名。 ​中共中央先后派出8名市委书记全部遇害，其中一位还是她在莫斯科的大学同学，地下党组织也遭到8次血洗，所以，南京市委书记这一职务谁接手，几乎意味着一只脚踏进了阎王殿。 ​而陈修良面对如此重任，又是一名女同志，却表现如此淡定，怎能不令谭震林吃惊呢？ ​然而更令他吃惊的还在后面，在南京潜伏三年，她发展了2000多名地下党，成功扭转了在敌人心脏的不利局面。 ---- 谭震林后来回忆，那天陈修良说完“何时动身”就掏出小镜子抹口红，像是要去赶一场庙会。他忍不住补一句：“南京城可没胭脂铺子给你补妆。”陈修良把口红旋回去，笑得像女学生：“敌人要的是人头，又不是脸，化漂亮点，省得他们认不出我是女的。”一句话把谭震林噎得直挠头——这女人把生死当出门买菜。 她拎着一只小皮箱上路，箱子里没枪没电台，只有半瓶雪花膏、一本《红楼梦》和一张假身份证，职业栏写着“寡妇”。火车进下关站，特务挨个盘问，她抹着泪递上身份证：“丈夫让共军炸死了，去城里投奔舅舅。”眼泪鼻涕一把，特务嫌晦气，挥手放行。出了站，她先把雪花膏扔了——那香味太招狗鼻子，随后把《红楼梦》塞进垃圾箱，书脊里早挖空，装着南京市委新名单。城里96万人，11万是敌人，她得在狼窝里找羊，还得让羊长出獠牙。 头一个月，她换了六个住处，最短一次只睡三小时。房东太太半夜搓麻将，她蹲在灶台前煮面，顺手把情报塞进煤球里，第二天倒垃圾的小工就是交通员。她给自己定了条规矩：每天发展一个人，哪怕只是拉黄包车的。有人笑她“收破烂”，她耸肩：“共产党原本就是穷棒子党，不捡破烂捡谁？”三个月下来，拉车的、卖报的、倒马桶的、甚至夫子庙卖糖粥的婆婆，都变成她的“移动电台”。情报像暗流，在夫子庙的香火里、秦淮河的桨声里、警察局的饭锅里来回窜，敌人却以为南京地下党早被斩草除根。 最险的那回，军统搞“夜间突击”，挨家查户口。她住在警察局对面的小阁楼，查到自己这条街时，她正发高烧。房东是中小地主，吓得要摇人自首。陈修良撑起身子，从褥子下摸出三根金条——那是她全部活动经费，塞给房东：“你儿子在徐州前线当排长吧？想让他活着回来，就把我当你亲妹。”房东攥着金条手直抖，转身把查户的特务拦在院门口，说妹妹得了麻风。特务一听，隔着十米就捂鼻子跑了。第二天，她烧退了，把金条又要回来两根：“组织经费，不能便宜老财。”房东哭笑不得：“你们共产党，算盘比账房还精。” 她发展最快的一支“别动队”，是夫子庙的评弹班子。唱《珍珠塔》的姑娘小生，嗓子里藏暗号，三弦一拨，情报就顺着唱腔飘进乌衣巷。1948年冬，徐州战场吃紧，蒋介石在前线指挥部发脾气，这边南京城却出现传单边角——“国军弟兄，带枪来降，馒头两个，路费五块”。传单是糯米纸印的，饿慌的士兵一口吞，连证据都毁尸灭迹。五万块大洋的“馒头费”，是陈修良带人连夜把国民党仓库里的霉米倒腾出去换的。她给行动起名叫“喂虎计划”：老虎饿了要咬人，喂饱它，它就懒得守笼子。短短两月，两千多壮丁带着枪跑到解放区，枪栓上还挂着糯米纸渣。 1949年4月，长江北岸炮声隆隆，南京城里灯火管制，她却大摇大摆走进总统府对面的“老正兴”面馆，点了一碗阳春面。跑堂的递上筷子，筷套里卷着一张小纸条：江阴要塞炮位图。她低头扒面，热气糊了眼镜，也糊住隔壁桌特务的视线。出门时，她把筷套揉成一团，塞进嘴里嚼碎，边走边咽。三天后，解放军渡江，江阴要塞的炮弹打偏了方向——炮位图比任何命令都准。南京城破那天，她站在新街口，看解放军踩过国民党党部招牌，像踩碎一块旧瓦。有人认出她，喊“陈书记！”她摆摆手：“别喊书记，叫我陈姐，今天只逛街。”那天她真逛了，买了两块云片糕，一块自己吃，一块放在八位前任书记的无名碑前——碑是她在心里立的，没刻字，只有她知道位置。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