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和彭德怀一起举行追悼会，陈云闻讯致电中央：请推迟张闻天的追悼会。 1978年的北京，不热闹，天冷，风大，街头的人脚步快，没人多说话。 冬天一向是沉闷的季节，但那个年末不一样。 三中全会刚开完，政策、路线、人事，这些大事，党内外都在盯着。 许多事情要改，许多人要说法，追悼会，就成了一个信号。不是普通的仪式，谁的名字被念出来，谁的悼词能上《人民日报》，分量重得很。 先是彭德怀。那场追悼会在十二月二十四号，选在三中全会闭幕后第二天。人民大会堂里摆满花圈，彭德怀的黑白遗像挂在主席台正中。 邓站在麦克风前，一字一句读悼词。 字不多，每一句都压着劲。 他提到了抗战，提到了朝鲜战场，这是头一次公开讲，会场里老将军不少，很多人低头不说话，个别人眼睛红了。 同一天，陶铸的追悼会也办了。 陈云讲话，语气平，内容直。 他没讲什么高调话，但每句话都带着态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两篇悼词一起登在头版。 读报纸的人明白，这是信号，不是简单追思故人，而是要给过去定调。 很快，张闻天的名字也被提出来。 内部有人提议，给他也补办一个正式的追悼会。他早在1976年就去世了，当时没安排大型追悼，形式简单。 很多人都觉得，他当年在党内是有过重要地位的人，临终没个像样的场面，不合适。他参与过遵义会议，主持过书记处，对党内事务插手得多，不好轻易定性。 筹备的时候，胡耀邦给陈云打电话，汇报准备工作。 陈云没有反对，说可以出面主持，也愿意致悼词。但他补了一句，要“推迟一点，等我回北京”。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记下来了。 表面看是时间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态度，他没说不办，也没说马上办，而是让节奏放慢。这不是拖延，而是谨慎。他们那一辈的人，知道什么事该快，什么事得缓。 张闻天的追悼会，最后推到了1979年八月。 那天北京闷热，蝉声吵，地面发烫，人民大会堂里一样是黑纱白花，一样的规矩流程。 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悼词里提到了他在党内的重要职责，也提到他一贯的清廉。用词不夸张，也没有拔高，但字里行间能看出，中央是认可他的。 从彭德怀、陶铸，到张闻天，这三场追悼会的时间安排不是偶然。 彭、陶的追悼会安排在三中全会之后，是对外界的一种表态。张闻天的拖了一段时间，是党内斟酌后的结果。他代表的不只是个人经历，更牵扯到路线争论。 中央不希望外界把事情看成一股脑的翻案，节奏上要区分，安排上也要有层次。 悼词的语言都是精心写过的。 彭德怀那篇里，说他“秉公办事，襟怀坦白”；陶铸那篇提到“作风正派”；张闻天的悼词讲了“实事求是”和“顾全大局”。这些词不是随便挑的，是要向不同群体传递信号。 军队、地方、党内各条线，大家都在看。怎么说，怎么写，全都算过。 外媒也有报道，说中国开始重新评价过去。 这些追悼会，是窗口。里面的内容、时间、规格，外界都能读出意思来。他们看得出来，这是党在修正路线，用悼词来表态，用仪式来定调。 其实，这一系列操作不只是为了还人清白，也是为了稳人心。 几十年来，党内外经历了很多反复。 有人上来，有人下去，也有人重回舞台。追悼会这种形式，既有纪念功能，也有整合功能。 张闻天的追悼会那天，会场里的气氛安静得很。 没人交头接耳，也没人议论纷纷。台下坐着很多熟面孔，年纪大了的都坐在前排，身子有些佝偻。悼词读完，场内一阵静，接着有人站起来，鞠躬。陈云神情平静，坐在台上没怎么动。会后有人说，他比原来更瘦了。有人悄悄地说，早该这样办，只是迟了两年。 那天人民大会堂外面很热，热风一阵阵刮进来。大厅门口的白花有些打蔫，纸带也卷了边。会场里吊扇在转，转得慢，不顶用。外面蝉声一直响，从会前响到散场。 这场追悼会没有太多宣传，没像彭德怀那样铺天盖地，但对很多人来说意义不小。 它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有些人等了很久，等的不是悼词本身，而是一个态度，一个句号。 追悼会结束后，台下人散得很快。没人说话，脚步声、椅子挪动的声音，响在空荡的大厅里。外面的天慢慢阴下来，风里带了点雨的味道。有人把手里折叠的悼词稿收进口袋，有人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下，点了根烟。火星一闪一闪的，看着有点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