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左右，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干部来重庆战犯管理所见徐远举，单独待了一个多小时后，徐远举冲着窗口喊“你快点来搞吧，我已经搞完了。”女干部羞红了脸“你乱喊什么？” 徐远举这个人，出生在1914年的湖北大冶，家里条件一般，早早就进了黄埔军校第七期，1932年直接加入军统组织，一步步爬上去。他先是在西藏干了十年护送班禅的活儿，1945年回来后，当上军统北方区区长和西南特区区长，主要在重庆搞特务活动。手上活儿不少，包括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逮捕审讯革命人士。他亲自指挥了对江姐的审讯，下令用竹签扎手指那种残忍手段，还直接参与了1949年11月27日的大屠杀，杨虎城、江姐和小萝卜头这些人都死在他策划的行动里。军统里他算得上“三剑客”之一，手上血债累累，档案厚得吓人。你想想，这样的背景，让他后来在监狱里怎么面对过去？ 其他相关人物也各有故事。沈醉，湖南湘潭人，1914年生，早年抗日地下工作，20多岁就混到军统少将，买下白公馆当监狱，关过叶挺和周佛海。他参与杀害革命者，但也避开了一些暗杀任务。王陵基，1883年生，四川老军阀，当过省主席，杀的人多，档案400多页。宋希濂，抗日有功，但奉命杀了瞿秋白。这些人1949年后被捕，关进重庆白公馆，这地方原来就是他们用来关革命者的，现在轮到自己蹲里面。管理所要求他们交代罪行，徐远举倒是最积极的那个，啥都说，因为他觉得杀一个也是死，杀一群也是死，不如全抖落干净省事儿。这样的态度，你觉得是真悔过，还是求生本能？ 白公馆这地方，本来是军统监狱，墙壁旧旧的，铁窗紧锁，关过大批革命烈士和大汉奸。现在成了战犯管理所，徐远举、沈醉、王陵基、宋希濂这些人聚一块儿。宋希濂爱下棋，从不让子，还常跟钟彬吵架。王陵基年纪大，脾气倔。徐远举呢，平时挺坦荡，交代时不藏不掖。公安部让他们写罪行，徐远举带头表示绝不保留，全说清楚。话说回来，这帮人过去杀戮太多，现在关一起，日子过得挺啼笑皆非。沈醉还感慨，自己买的监狱，现在自己住进来了。你说，这算不算报应循环？ 1956年那件事，说白了就是个方言误会。那位女干部来找徐远举，主要是核对重庆解放前被捕共产党员里谁叛变了，需要做详细记录。他们单独聊了一个多小时，徐远举配合着提供名单和细节。聊完后，他习惯用重庆话喊下一个犯人来接力，结果那句“你快点来搞吧，我已经搞完了”让女干部脸红了，以为是调戏。她生气地问“你乱喊什么”，徐远举还解释说就是让下一个快点来谈，好省时间。女干部更气，跺脚拍桌子，让他闭嘴。这事儿很快就传开了，沈醉见到他还打趣“还搞吗”。徐远举觉得冤枉，因为在当地，“搞”就等于“谈”或“做”，纯属口语习惯，没别的意思。你有没有想过，方言差异怎么就能放大成这么大矛盾？ 管理所负责人后来出面解释清楚，向女干部说明这是地方口音问题，不是故意冒犯，还举了其他类似例子。女干部听后才缓过来。徐远举呢，对这事儿挺委屈，说不知为什么她就那么生气。整个事件闹腾一阵子就过去了，但它反映出战犯改造过程中的文化碰撞。徐远举作为主要凶手，手上那么多命案，这误会虽小，却让他在监狱里多添了点尴尬。话说，这也提醒人，沟通多重要，尤其在那种环境下。这样的小插曲，你觉得能说明什么问题？ 事件过后，管理所让犯人们整理个人档案。管理员发下厚厚的文件，王陵基的最多，400多页，徐远举次之，只少几十页。他们一开始慌了，以为要判刑处决，互相交换眼神。但其实是为改造做准备，不是杀头。1956年，他们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里关了杜聿明、黄维、康泽这些大人物，还有低级点的李帆群，被大家瞧不起。李帆群写墙报快，大多数人耍枪杆子，玩笔杆子不行。徐远举文武双全，冷笑几声，不爱搭理他。功德林里，级别高的多，平时蒋介石开会都聚不这么全。你想想，这帮人聚一起，日子怎么过？ 徐远举在功德林当义务报童，四处找报纸给大家读。有天看到特赦消息，激动坏了。他细心观察记者采访谁，预测首批名单，结果准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这些先走。沈醉第二批特赦，但徐远举没赶上。他继续劳动改造，参与农场活儿。1973年1月22日，他突然脑溢血发作，死在北京功德林，享年59岁。死时情况蹊跷，两眼突出，鼻孔流血，引发高层关注，但最终确认是自然死亡。他没等到特赦，罪行太重，改造态度虽积极，但血债累累。宋希濂、王陵基早获释，周养浩晚些。这样的结局，你觉得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