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在外打牌时，顿感全身燥热，坐立难安，一时间她的心中升起了不好的预感。于是连忙往家赶，谁料刚进家门，就听到书房传来声音，推门一看，姚玉兰瞬间哭成泪人！

杜月笙娶了好几房太太，第一房沈月英是原配，早年帮他打理家务，后来又娶了陈帼英、孙佩豪啥的，但最出名的还是四姨太姚玉兰和五姨太孟小冬。姚玉兰本是京剧圈里的人，唱老生出身，嗓子好，台风稳，1920年代在上海演出时被杜月笙看上。杜月笙那时候正风头正劲，花大价钱把她娶进门，当了第四房。姚玉兰嫁过去后，生了四个孩子：大儿子杜维善，小儿子杜维嵩，还有两个女儿杜美如和杜美霞。杜月笙对这些孩子，尤其是老来得子的杜维嵩，那宠爱劲儿真是没话说。从小杜维嵩就没缺过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门有保镖跟着，家里仆人伺候得像小皇帝似的。他长到十几岁，还没自己花过钱，以为老爸的钱山堆着用不完。

杜月笙自己出身苦，年轻时吃过不少亏，可对儿子却舍不得管教，生怕委屈了孩子。结果呢，这就埋下了隐患。杜月笙的生意虽大，但大多见不得光，抗日战争后，上海变天，他带着家人撤到香港。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病故，享年63岁。临死前，他把遗产分了分，据说总共几百万美元，杜维嵩分到手的也就11万美元左右。这笔钱搁普通人身上，能过好几年舒坦日子，但杜维嵩从小养成的习惯改不了，继续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在香港和后来移居台湾的那些年，他常去舞厅、赌场，挥霍起来一晚上就好几千美金。不到十年，钱就见底了。

家道中落后，杜维嵩的生活一下子翻了天。从前是少爷，现在得面对现实，可他啥技能都没有，不会做生意，也拉不下脸去打工。姚玉兰和其他子女迁到台湾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杜维善和杜美如他们倒还行，慢慢适应了新环境，找了点事做，杜维善后来搞古钱币收藏，还捐了不少给上海博物馆。杜美如跟丈夫去约旦开中餐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连当地王室都去光顾。但杜维嵩不一样，他整天窝在家里，愁眉苦脸的，姚玉兰劝他出去找活儿干，他也听不进去，就这么耗着。杜月笙当年在上海滩叱咤风云，手下几千人听他的，可治家上却没那本事，子女教育一塌糊涂，尤其是杜维嵩，被惯坏了骨头软，新时代的风一吹就倒。

到了1965年，那年杜维嵩29岁，正值壮年，可日子越过越难。台湾当时经济在起飞，但杜维嵩没赶上趟。他兜里就剩最后几张钞票，早晨出门去街边理发店剪头发。理完后，一摸口袋，钱包没了，被小偷顺走了。他没法付账，店老板当场翻脸，骂他是“小瘪三”，还叫伙计把他架到街上。路人围观，指指点点，有人笑他“杜家少爷连理发钱都赖”。这对杜维嵩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从前在上海，外滩上杜公馆的车一过，巡捕都得敬礼；现在在台北街头，连剃头匠都敢冲他吐口水。他灰头土脸地回家，翻出家里的安眠药，整瓶吞了下去，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姚玉兰那天像往常一样，出门去打牌消磨时间。她晚年挺喜欢这个，杜月笙死后，家里没了往日的热闹，她就靠这个排解寂寞。打着打着，突然觉得全身发热，坐不住，心神不宁。她赶紧收手回家，刚进门，就听到仆人哭喊着叫“少爷醒醒”。她冲进书房，看到杜维嵩躺在地上，脸色灰白，身边空药瓶散落一地。姚玉兰腿软了，瘫坐在地，哭得像个泪人。这事儿在当时台湾报刊上登了，很多人议论，说杜维嵩怎么这么想不开，就为点小钱自杀。可仔细想想，这不光是钱的事儿，是从小被宠坏了，抗挫能力太差。

杜维嵩死后，姚玉兰的生活彻底变了样。她再也没碰过牌桌，每次想起儿子，就心如刀绞。她把杜维嵩葬在台北郊外的一个墓地，坟头简单，旁边种了些树。去扫墓时，她总带一束白菊花，还有一张杜维嵩小时候的照片，那照片上他穿西装，双手背在身后，摆出大人模样。其他子女的日子过得还算稳当，杜维善成了古钱币专家，收藏了不少珍品，捐给上海博物馆两千多枚，算是对故土的念想。杜美如在约旦的中餐馆越做越大，阿拉伯人爱吃中国菜，王室常去捧场。杜美霞也低调生活，没啥新闻。姚玉兰晚年偶尔唱唱京剧，在士林官邸表演《四郎探母》，那句“可怜娇儿泪涟涟”唱得特别沧桑。

1983年，她病逝前，常对孙辈念叨杜月笙的话：“江湖义气最重，可治家比混江湖难多了。”这话听着接地气，藏着她半生的悔意，早知溺爱是毒药，当初就该让孩子吃点苦头。杜维嵩的悲剧，像一面镜子，照出时代变迁中个人的无奈。旧上海的荣华转眼成空，新生活需要自力更生，可有些人适应不了，就这么折了。杜月笙的子女中，大多都找准了路子，唯独这个小儿子，成了反面教材。说到底，父母的责任不小，宠孩子得有个度，不然就是害了他们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