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9日晚上，解放军打到了第72军军部附近。第72军副军长谭心决定投降，对部下说：“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大家都是中国人，拼什么？和共军联系，不打了。”

这番话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他口中的决定并非一时之念，第72军作为一支成军于川蜀的部队，骨子里带着浓烈的地域印记，同时指挥中枢几乎全是四川同乡，抱团取暖是他们一贯的生存方式。

这份基于乡土的凝聚力，也恰恰成为他们与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之间那道隐秘的裂缝，当命运面临抉择，乡土之情竟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为他们后来选择集体起义埋下深重的一笔。

此前两个月的惨烈战局早已让这支部队饱尝绝望，12月16日后，解放军实施围而不打的“困兽之术”，困在陈官庄包围圈的国民党军断了外援，粮弹稀缺，冻饿交加。

他们整夜只能蜷缩在冰冷泥泞的战壕里，连战马都被宰杀充饥，仅零星士兵因无法忍受饥寒投奔了敌方阵营。

而作为非嫡系的这支军队处境更惨，在解放军猛烈的火力绞杀下伤亡惨重，元气大伤，为安抚人心，邱将军才将从孙兵团残部中拼凑起来的人塞给他们作为“补充”。

在投降决定敲定前，这支部队的覆灭阴影并非第一次降临，1947年4月泰安一战，其前身整编72师主力尽墨，几乎被全歼。

1948年夏，重新编排的这支再次在豫东铁佛寺被华野死死围住，若非黄百韬兵团拼死猛攻吸引了解放军部分主力，使其侥幸突出重围，恐怕已在铁笼中蒸发，两度在鬼门关徘徊的经历，消磨了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幻想。

因此，当解放军发起雷霆总攻，第72军仅存主力退守胡庄负隅顽抗时，谭心那句打破沉默的话便犹如揭开了决口的封印。

余锦源仍在激烈挣扎，军人的效忠思想与眼前的生存危机在他脑中激烈撕扯，是谭心那句石破天惊的话彻底击碎了他的踌躇，“等炮弹落到头上就晚了，谁再阻拦，我喊人捆了他！” 

这句话终于逼使余锦源颤抖着手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最终，除顽固拒绝签字的军参谋长许亚殷外，军部及34师、122师、233师残部等主官全部署名，一支人数达一万四千之众的国民党兵团集体放下了武器，成为整个淮海战役中倒戈规模最为庞大的部队。

戏剧性并未就此落幕，那位出逃的参谋长许亚殷，此后竟奇迹般回归国民党重建的第72军、继续其参谋长之位。

然而命运齿轮再转，新任军长赫然是长期潜伏于国民党高层、代号“鹰隼”的我党情报干部郭汝瑰，1949年12月，他在四川宜宾发动第72军战场起义时，许亚殷的选择与一年前如出一辙，再次悄然出走，最终抵达香港终老。

回头细思，第72军那万余子弟的选择，是乱世中的本能求生，更是对内战荒谬本质的觉悟，在生存底线与兵临城下的巨大压力前，乡音带来的心理归属与共同命运感，瓦解了愚忠最后的藩篱。

硝烟远去，那份“为同乡寻生路”的朴素乡情最终穿透了意识形态的铁幕，使他们在命运的裂口处，找到了人性的安放之所。

这段川军从困兽到归途的集体抉择，既是淮海战争巨幕下令人唏嘘的注脚，也是对“兄弟阋于墙”这种历史悲剧最沉痛的否定，当炮口对准血脉相连的同胞，所谓的效忠早已失去了神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