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5日，张学良准备了几十根金条和几万大洋给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可是当他到杨府时，副官大喊：“总司令到！”在场的一众官员却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直到杨宇霆走了进来，大家才全都站了起来，满脸堆笑。 1929年初，东北政局表面平稳，实则暗流涌动。刚接手奉系军政大权的张学良面临多重挑战，而杨宇霆作为奉系元老，成为他难以绕开的权力对手。 正月初五这一天的杨府寿宴，将两人积压已久的矛盾彻底暴露。 张学良当时28岁，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身亡，作为长子的张学良被迫提前结束在关内的考察，迅速返回沈阳接手大局。 当时东北局势复杂，既有日本关东军的虎视眈眈，又有内部各派系的利益纠葛。 张作霖生前虽然依靠杨宇霆等旧臣维持局面，但张学良继位后，面临的是一个权力结构松散、派系林立的东北军政体系。他虽然年轻，但已开始着手整顿军政事务，试图在动荡中稳固局面。 张学良首先面临的是军事层面的整合。奉系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指挥体系混乱，各路将领各有山头。 张学良试图通过重新划分防区、调整人事安排来加强中央控制，但这一举措直接触动了杨宇霆的利益。 杨宇霆长期掌控奉系的军械制造和后勤补给，对军队的实际影响力极大。张学良的调整意味着军权集中化，杨宇霆的权力必然受到削弱，这成为两人矛盾的根源之一。 经济层面，杨宇霆担任奉天兵工厂督办，掌控东北最重要的军工体系，同时兼任财政厅长，负责税收和财政分配。 张作霖时期，奉系的经济命脉基本由杨宇霆把控，这使得他在军政两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张学良继位后，试图建立自己的经济管理体系，减少对杨宇霆的依赖，这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立。正月初五的寿宴，张学良带着重金前往，既是一种示好，也是一种试探。 杨宇霆比张学良年长16岁，是奉系的重要支柱。他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投身奉军，凭借出众的才干和谋略，逐渐成为张作霖倚重的幕僚。 在张作霖主政时期，杨宇霆长期担任重要职务，掌控着奉系的军械制造、财政税收等核心部门，权势显赫。 张作霖虽然信任杨宇霆，但也对其桀骜不驯的性格有所警惕。张学良继位后，杨宇霆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臣服姿态，反而继续以旧臣自居，甚至在一些重大决策上绕过张学良直接发号施令。 正月初五这天，张学良带着数十根金条和数万大洋前往杨府，名义上是为杨父祝寿，实则有意通过这一举动展示自己对杨宇霆的尊重，同时也在试探对方的反应。 当张学良的随行人员高声通报"总司令到"时，正在聚赌的官员们几乎没有反应，依旧专注于牌局和酒席。 这种冷淡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杨宇霆在奉系内部的特殊地位——很多将领更倾向于追随这位实权人物而非名义上的总司令。 直到杨宇霆本人到场，原本松散的场面立刻变得规整起来。在场官员迅速起身迎接，脸上堆满笑容，态度恭敬。 这个鲜明的对比让张学良感受到了明显的轻视。作为东北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他的到来本应受到应有的礼遇，但现实却截然相反。 这一事件背后折射出更深层的问题，在张作霖时代，杨宇霆就是实际掌握军政大权的关键人物。张作霖对这位能臣既重用又有所防范，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策略。 张学良继位后，表面维持着对杨宇霆的礼遇，但内心对其权力过大已有所不满。杨宇霆则倚仗资历和功绩，对这位年轻的少帅缺乏应有的尊重。 杨府寿宴的这一幕，成为两人关系恶化的转折点。它不仅暴露了奉系内部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权力重组。 张学良开始重新评估与杨宇霆的关系，而杨宇霆也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姿态。这种权力博弈最终演变为激烈的冲突，成为东北政局变化的重要节点。 张学良的应对策略逐渐清晰，双方的矛盾从暗流变为明争。杨宇霆并未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依旧以旧臣身份自居，甚至在一些场合公开质疑张学良的决策。这种态度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1929年1月，张学良借寿宴事件正式出手，以"破坏团结"为由将杨宇霆免职，并迅速控制其嫡系部队。 寿宴风波虽然看似平常，却成为观察当时奉系内部权力关系的重要窗口。它不仅反映了张学良与杨宇霆的个人矛盾，更揭示了整个奉系军阀体系在权力交接过程中的脆弱性。 张学良虽继承了奉系的基业，但要真正掌控这个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仍需经历复杂的权力斗争。而杨宇霆作为旧势力的代表，最终未能适应这一变化，成为权力重组的牺牲品。[666] 信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张学良年谱》（修订版） 《奉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