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国军军长高吉人重伤被俘，住院时他对邻床的副师长说：“粪坑水位这几天最低，咱们钻粪坑逃跑。”

高吉人是黄埔四期人，杜聿明的陕西老乡，“第五军系统”的骨干，当过200师的副师长、师长，第五军副军长。

淮海战役中，高吉人任第二兵团副司令官兼70军军长。70军被称为第五军的“姊妹军”，不过因之前在鲁西南作战时，丧失了大部分兵力，此时的70军属于重建，战斗力大不如前。

在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在陈官庄时，在一次作战中，高吉人被炮弹炸成重伤。杜聿明和邱清泉商议后，只得让高吉人养伤，70军军长由邓军林接任。邓军林本是70军96师师长，不久前才被提拔为副军长，这才不到十几天，又升任军长，速度不可谓不快，其结果就是，让解放军的俘虏名单上，多了一个军长。

1949年1月初，一架南京派来的联络机歪歪斜斜地降落在陈官庄国军阵地临时机场。

由于这架飞机在经过解放军阵地时，遭到了射击，飞行员满脸血污，在跳下来时脚步踉跄，显然也受了伤。

飞行员给杜聿明带来了老蒋的亲笔信，里面的大意是准予突围，让相机实施。杜聿明看完信后，飞行员说：“杜长官，我这是架小飞机，走的时候，只能带走一个人。”

杜聿明一听，蒋介石并未点名让他离开，也就明白了个大概，便通知卫兵将重伤的高吉人送上飞机。

当担架将昏迷的高吉人抬进机舱时，徐州 “剿总” 办公室主任郭一予突然冲了过来，挤进驾驶舱，大声叫道：“带我一起走。”

飞行员急得满头大汗，说：“这是联络机，至多拉一个人，再多也没地方坐。”

郭一予红着眼，死死攥住操纵杆，声嘶力竭地喊道：“说什么，我也不下去。”

飞行员说：“就两个位子，一个是驾驶位，一个上面高军长躺着，你也没地方待啊。”

郭一予耍起了无赖，干脆往驾驶员腿上一坐，说：“就这样了，你要不起飞，要不就这样耗着。”

飞行员和郭一予纠缠了半个多小时，见对方油盐不进，只得无奈的准备起飞。就在引擎轰鸣时，突然惨叫声传来。原来，跟着郭一予来的总务处上校科长黄绍宽不死心，在飞机周围观望，结果一只胳膊被卷进螺旋桨打断。

飞行员只得暂停起飞，下来收拾一番，就在这时，解放军的炮火打来，炮弹落在飞机四周，眼见飞机将被炸毁，郭一予吓得一溜烟跑了，飞行员无奈，和几个士兵将高吉人又抬了下来。

在场的几个国民党军官商量后，决定将高吉人“抛弃”，让他被解放军俘虏。这几个军官对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还是了解的，见高吉人的伤口感染的严重，若不及时治疗，怕是撑不了几天，还不如“送”给解放军，反正解放军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

高吉人被俘后，被送到了华野的后方医院救治，他伤的很重，但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这天，高吉人正在发呆，隔壁床传来熟悉的陕西腔：“军长，是我，华心权。”

华心权是70军的139师副师长，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覆灭时，他在突围时受伤被俘，在解放军的战地医院救治了一段时间后，送到了高吉人住的这所后方医院恢复身体。

高吉人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这几天正在寻思着逃跑，但苦于一个人，见到华心权后，大喜过望。

两人聊天时，高吉人低声说：“老华，咱们得想办法出去。”

华心权说：“怎么出去？人家的俘虏政策不错，优待我们，可要是逃跑的话，那就又是敌人了。”

高吉人说：“又没让你硬跑，我有办法，现在还不能对你说，等晚上了你就知道了。”

深夜，月光照亮了厕所的粪坑。高吉人拿着一根树枝，小心翼翼地搅动着粪水，腐臭的气味扑面而来，熏得他胃部翻涌，差点吐了出来。

高吉人强忍着不适，低声说：“这三个月以来，我观察过，水位低时应该是能钻过去的，这几天正是水位低的时候，可以试一试。”

华心权说：“高军长，你这个方法靠谱吗，你和我好歹是国军将领，要是被堵在粪坑里淹死，传出去太丢人了。”

高吉人说：“怕什么，我先来，你觉得没问题，再跟上。”

等第二天早上，解放军战士发觉不对时，两人已逃走很远了。两人逃回去后，老蒋委任高吉人为第五军军长，华心权为二百师副师长。

重建的第五军，勉强有战斗力的是叶芳掌握的二百师。叶芳是邱清泉的亲信、浙江老乡，淮海战役前夕，被派去温州招募新兵。淮海战役后，叶芳将招募的新兵重建了二百师，并担任师长。

在解放军进军浙江时，驻军温州的叶芳率部起义。二百师起义后，高吉人这个军长有名无实，所能指挥的部队连五千人都不到，他和华心权带着残部撤逃去了小金门。

1954年6月，第5军与第19军合编为第4军，至此，所谓的“五大主力”，其番号均不复存在。

高吉人在台期间，受到老蒋重用，先后担任“金门防守副司令”、“台北防守司令”等要职。

在高吉人、华心权逃回去后，国民党大肆吹嘘他们所谓的“脱险经历”。其实，两人之所以能逃走，除了看守的解放军战士压根没想到，一个国军军长和一个副师长，会冒着被淹死、臭死的风险，钻粪坑逃走，主要原因还是优待俘虏的政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