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上，大概快7点的时候，陈守信冷不丁接到通知，说他得在9点前赶到中南海的怀仁堂去开会。

身为警卫团的领导，他一直都负责着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所以这次他以为，这只是个寻常的日子，开个会提醒手下提高安保水平罢了。

到了地方他才搞清楚，这次是要把王洪文干的坏事都算总账，而且王洪文早在晚上8点就被扣在中南海会议室里了。

上头想让陈守信领头，带上其他警察兄弟，去王洪文家里翻找些他干坏事的证据。

陈守信自打入党那天起，就把为党和人民办事当作了自己的行为准则。有了这份信念，不管碰到啥情况，他都会死守岗位，时刻提着心眼儿。

他们用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把证据都收集齐全了。

有了这些铁证如山，中央在审问王洪文时，他老老实实承认了自己犯下的过错。

但说起周总理，王洪文要么就沉默不语，要么就找别的话来说。直到工作人员拿出他亲笔签字的文件，放到他面前，他才肯正面回答。

【建立我党“生命线”，遭受国民党污蔑】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开始大肆杀害、抓捕甚至诱使我们党内人士叛变。结果，我党人数在很短时间里，就从6万多迅速降到了1万多。

为了咱们组织能更好地壮大，周总理跟中央提议，要成立个中特科。后来，在他的张罗下，咱们党里的一些同志就被送到苏联的东方大学，去学那些搞情报的本事了。

学成回家的情报高手，带着他的团队，很快就变成了一支在黑夜中行动自如的队伍。他们解救被抓的人，除掉背叛的家伙，干得非常顺手。

特别是我们党巧妙安排钱壮飞进入国民党内部，让他成为了中统高层徐恩曾身边唯一的贴身秘书。这样一来，他为我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在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追捕时能够提前做好充分准备。

中特科成立后，周总理紧接着操心起了另一件大事。

1930年的时候，上海有个大优势，就是它那儿有电台，能直接跟共产国际通上话。所以，我们党就决定把中央的大本营安在上海了。

因为国军封锁了我们的交通要道，导致上海中央跟各地的苏区和红军联系老是慢半拍。

1930年10月，周总理为了冲破封锁，着手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全国和全党“秘密交通”的小组。仅仅用了三个月，他就和团队成员一起，成功建立了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还有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的交通路线。这样一来，上海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党组织就能顺畅地传递信息了。

就在那会儿，周总理接到了钱壮飞的消息，说蒋介石打算集合八个师的兵力，十多万人呢，打算从北边杀进江西，对咱们中央苏区来一场大规模的第一轮“围剿”。

对于这事儿，周总理早早就开始打算了。所以到了1930年12月，蒋介石的大部队一到，咱们在徐向前将军的指挥下，用了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设了个四面八方都能攻击的包围圈，把敌军给困在里面，好好地打了一仗漂亮的反击“围剿”。

接着，蒋介石因为不甘心失败，又动手集结大批军队，对中央苏区实施了步步紧逼的经济围困。

可他压根没想到，靠着周总理精心搭建的交通要道，中共中央的那些文件、药品、枪支还有无线电器材等必需品，就像是流水一样，不停地被运往了中央苏区。

蒋介石想要打掉中央红军的计划没成功，大家都觉得周总理真是太厉害了，还把他建的那条交通线叫做“红色秘密通道”。

没想到，周总理因此平白无故地遭受了一场冤枉和诋毁。

1931年的时候，蒋介石从顾顺章那里听说，周总理给我们党弄了个很厉害的秘密行动小组。他一听，立马就想把周总理给除掉，马上下令给中统和军统，让他们在上海市里到处找周总理的踪影。

可是过了大半年，他们还是没能找到那位总理。

蒋介石心里憋气，下死命令让他们必须把人找到，要是找不到，就等着受罚吧。

在1932年2月16号到21号那几天，国民党特务干了件事，他们在好多大报纸上都登了消息，说“伍豪等共产党员已经跟共产党断了关系”。

“伍豪”是周总理在秘密任务中用的假名。有人打算编造个“周总理背叛党组织”的谣言，好挑拨我们党和周总理之间的关系。

国民党特工的小九九算得挺精，但他们哪知道，周总理早在1931年12月那会儿，就已经离开上海，跑到江西瑞金去忙活着中央苏区的建设大事了。

我们党深知周总理的贡献和他的革命坚定性，这些都不是别人随便说几句坏话就能撼动的。

所以，国民党那边刚放出风声没多久，中央和毛主席就立马在报纸上站出来给周总理说话，严厉批评南京政府那帮家伙污蔑周总理的卑鄙行径。

周总理心里明白，身正不怕影子斜。党对他的信任，还有同志们的支持，让他根本不把“伍豪事件”当回事儿，他一门心思扑在了革命事业上。

后来，因为有了周总理在秘密战线的大力协助，上海的中央机构在敌人的穷追不舍中，成功转移到了江西的瑞金。

抗战一打响，他立马在东北、华北这些战场上建了个对抗日军特务的情报系统，对抗战能赢，还有后来的解放战争胜利，乃至新中国的成立，都帮了大忙，功劳可不小。

【一心扶持，却遭中山狼反咬】

但是，这位受到无数人尊敬的大英雄，到了晚年竟遭遇了有人借“伍豪事件”来质疑他对党的忠心和对国家的贡献。

1974年，那位总理在做第四次手术，刚进手术室时，他突然大声喊了出来：

我坚决站在党和人民这一边，绝不背叛！我可不是那种会投降的人！

他这辈子，从来不在乎自己能得到啥好处或者名声大小，就怕人家错看了他对党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

听到周总理的这番话，医院走廊里的邓颖超、邓公还有其他中央领导，眼眶都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让周总理不得不说出那句证明自己清白的，正是那个他曾经亲手提拔，甚至在临终前还嘱托张春桥要辅佐的王洪文。

1973年，在中共的第十次大会上，王洪文被选为了中央的副主席。那时候，周总理已经得膀胱癌一年多，身体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王洪文当上领导后，周总理就经常在一旁指导他，带他一起处理重要的党政工作。每天，周总理还会特地留出休息时间来，跟他聊聊天，传授经验。

可是，当周总理耐心教导王洪文时，王洪文非但不心存感激，反而在1974年，伙同一些坏人，把老早以前的“伍豪事件”翻出来大肆宣扬，到处说“周总理背叛了党”的瞎话，想要加害总理。

1974年10月，王洪文听了别人的挑拨，一个人偷偷搭上飞机，跑到长沙去看正在养病的毛主席，背后说周总理的坏话。

说起毛主席和周总理，大伙都说他们是彼此的知音，国家大事上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他们俩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相识后，就一直站在同一阵线，为革命事业并肩作战。两人都深信对方的品格，也都知道对方为国家付出了很多。

一听到总理得了癌症的事儿，毛主席心里头难受得不行，眼泪都快绷不住了。他还特别跟医生说，以后总理每次检查的报告，都得给他送一份来。

每次接到报告，毛主席都看得特别仔细，就像对待那些重要的党政文件一样。

后来，他视力不行了，没法长时间集中精力看东西，就让身边的警卫帮他念。要是听到数据不太好，他就会直接拿着报告去找医生，问问该怎么治疗。

而且主席心里清楚，总理一工作起来就拼了命，老是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主席多次好言相劝，但总理就是不听劝，执意如此。

听完王洪文的话，主席心里就明白了，总理这又是在为国家的事忙前忙后，根本不像他说的有啥别的念头。

瞧着王洪文如今这副变了心性的模样，毛主席心里其实早就明白他打的什么算盘。

所以，主席瞅着王洪文，一脸正经地答复他，让他照着周总理的吩咐去做，踏踏实实干活，别让那些流言蜚语搅乱了心思。

【罪恶有报，终到头】

1972年5月份，周总理得知自己患上膀胱癌后，心情其实没咋变。他唯一觉得可惜的是，能给国家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之后的日子里，他给自己的任务加码，经常工作到深夜，就是想多为国家和老百姓出点力。

到了1975年下半年，总理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几乎整天都得躺在床上，到后来，连上厕所这样的事儿都没法自己处理了。

尽管如此，他每天都会抽时间和邓公、叶剑英他们一起商量国家的重要事情。就连休息那会儿，他也不闲着，会让邓颖超坐在旁边，闭着眼睛听她读些文件。

大伙都让他去歇会儿，可总理就是不听劝，还跟医生说别老围着他转，得把医疗资源多留给百姓们。

不过，王洪文在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后，依然没走上正道，整天没事就找总理，折腾得总理不得安宁。

就连总理的贴身保镖都直言不讳，讲有些活动和会议其实王洪文不必到场，可他每次都硬要拉上总理一起参加。

1974年4月份，周总理的身体出了大问题，他体内的癌细胞在不断蔓延，而且失血状况也越来越厉害。

有一次，大家费了好大劲才让周总理答应先歇会儿，把政务放一放，等输完瓶里的血再继续工作。可刚巧周总理刚合上眼，王洪文的秘书就急匆匆地赶来了，硬是要他去开个会。

说白了，这次会议就是个寻常的工作汇报会，大伙都觉得没必要让周总理来，都盼着他能好好休息呢。但王洪文那边，偏偏就不想让周总理安心养病，非要把他给搅和进来。

总理被闹声惊醒，赶紧扯掉输液管，急匆匆地去开会了。

后来，王洪文老往这儿跑，经常找周总理问些他自个儿其实就能搞定的政务问题，想尽办法想插手总理的治疗事儿。

但总理并未放在心上，他觉得能为人民服务是件很光荣的事。并且，他对王洪文的栽培之意始终如一，天天都会把他叫到病床旁边，耐心地给他讲解和指导。

1976年1月份的一天，周总理的身体状况突然变得很差。他感觉到自己可能时日无多了，就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再给王洪文讲讲怎么治理国家。

但这时候，王洪文正在上海过得挺滋润。他转头对张春桥郑重地交代说：

多帮衬着点王洪文，给他搭把手。

周总理的离世，并未让王洪文警醒反思，反而其思想偏差愈发严重，完全忽视了总理生前的谆谆教诲。鉴于此，毛主席在深思熟虑后，决定重新物色接班人，最终选定华国锋同志承担此重任。

1976年10月6号那天，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他们一伙人动手了，把王洪文给关了起来。

陈守信他们去王洪文家搜的时候，翻出了不少枪、一堆收来的贿赂东西，还有好多对国家、对老百姓不利的铁证。

他的政治生涯，算是走到头了。

可能心里明白跑不了，所以在审问的时候，他就认了罪。而且，为了能让判得轻点，他还一个劲儿地想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想方设法要“洗清自己”。

但是，当工作人员询问王洪文，1974年他是否到过长沙向主席诬陷总理时，他却选择沉默，只是说：“我对总理充满尊敬”，“我怎么可能去告他的状呢”。

他的假话，被工作人员用他亲手盖章的一份文件给揭露了。

这份资料里头写的，就是他利用“伍豪事件”来诋毁周总理的确凿证据。

之后，王洪文一看证据都摆在那儿了，就全招了。

其实吧，王洪文最开始不愿意承认，主要是有两个考量。

一提到周总理，他心里头就乱得慌。总理刚离世没多久，他晓得总理生前还惦记着自己，心里头不由得有点过意不去。

因此，当工作人员提及那段过去的事情，他感觉挺尴尬，不好意思直接让大家看到他那时忘恩负义的样子。

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周总理的威望实在太高了。他深知一旦百姓知晓此事，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极大的失望和谴责，这种压力是他无法承受的。

王洪文一开始走歪路那会儿，就该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1981年1月25号，他经过国家最高法院的审理，被判了终身监禁，然后就在秦城监狱一直待到去世。他是在1992年因为肝病走的。

跟王洪文到死都没能听进周总理的话，去当个老百姓心里的好领导比起来，真是差别太大了。1976年，周总理走了，但他心里对老百姓的那份关心，可一点没少。

他想让更多人受益，提高医疗水平，所以在临终前吩咐，让北京医院的医生对自己的遗体进行解剖，探索癌症的病因。

当总理的遗体被打开检查的时候，那些经常面对生死的医生也不禁眼里泛起了泪光。他们发现，周总理的全身已经布满了癌细胞，连脑子和肺里都长了坏东西。这真的让人想象得到，他生前得承受了多少的痛苦和煎熬。

可就算身体已经那样了，周总理直到最后一刻都还在审阅文件，心里还惦记着王洪文，这真的让人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