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海战役中，其实我军有机会消灭战场上所有的国民党军队，但由于刘汝明拒绝带领部队起义，要和蒋介石一条路走到黑，使得国民党军的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安全撤到江南。 1948年11月，当时淮海战役刚打响，徐州剿总那一大帮国民党军，几十万人，乱哄哄地准备南撤。我们华野的目标很明确，先围住黄百韬兵团，把它当个“硬核桃”给敲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军布了个大局，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棋，就落在了驻守在徐州东北方向，台儿庄、贾汪一线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头上。 这个区的司令官，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人，叫冯治安。但他手下有两个副司令，何基沣和张克侠，这俩人可不简单，都是我们安插在敌人内部的“潜伏者”。他俩控制的部队，第59军和第77军，正好卡在国民党军南撤的必经之路上，地理位置绝了。按照计划，他俩会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直接在国民党军的防线上撕开一个大口子，让我们的主力部队能像尖刀一样插进去，不仅能把黄百韬围死，还能顺势截断后续李延年、刘汝明等兵团的退路。 计划很完美，何基沣和张克侠也准备得差不多了。但他俩心里有个疙瘩：光靠他们两个军的力量，虽然能撕开口子，但要想把口子撑得足够大，大到能把后面几十万人都给堵死，还是有点悬。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顶头上司，也就是第四“绥靖”区的司令官刘汝明也给拉过来。 刘汝明是谁？他也是西北军出来的，论资排辈，算是何基沣、张克侠的老大哥。他手里的第六十八军和第九十九军，兵强马壮，要是他能跟着一块儿起义，那徐州东边的国民党防线就不是撕开一个口子了，而是直接崩盘。到时候，别说黄百韬，就连在蚌埠附近准备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都可能被我们的大军卷进来，包了圆。 为了这个“最优解”，何基沣派了自己最信任的参谋长，也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孟绍濂，去找刘汝明谈。这可是一次决定历史走向的密谈。孟绍濂见着刘汝明，开门见山，把形势、利害都掰扯得清清楚楚：国民党大势已去，老蒋靠不住，跟着他只有死路一条；现在起义是顺应天意民心，不仅能保全部队，还能为人民立功。何基沣、张克侠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他老大哥一句话。 作为一个杂牌军的头头，他在国民党内部的日子其实过得挺憋屈。按理说，他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和手下的兄弟们另谋出路。 但他最终的选择，是拒绝。 他可能觉得，蒋介石虽然要完蛋，但毕竟还是“正统”，自己要是投了共，万一将来局势有变，那可就成了“贰臣”，里外不是人。说白了，他有侥幸心理，下不了这个决心，还想着万一老蒋能翻盘呢？ 更重要的是，他骨子里不信任我们。在他那种旧军阀的认知里，起义投诚就是把身家性命交到别人手里，他不敢赌。他宁愿跟着一艘正在沉没的破船，也不愿意跳上一艘看起来前途光明但自己完全不熟悉的新船。这就是他的局限性。 孟绍濂看劝不动，只能回去复命。何基沣和张克侠一听，心凉了半截，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48年11月8日，两人毅然按照原计划，率领第59军和第77军两万三千多名官兵，在贾汪、台儿庄地区举行起义。 这次起义，史称“贾汪起义”，它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们围歼黄百韜兵团的大门。国民党军的徐州防线东北方向门户大开，我军主力迅速穿插，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把从新安镇西撤的黄百韬兵团死死地围困在了碾庄地区。从这个角度说，何、张二位将军绝对是立下了不世之功。 可是，刘汝明的拒绝，也带来了连锁反应。他一看何基沣、张克侠真的反了，第一反应不是思考人生，而是赶紧带着自己的主力部队收缩后撤。他这一跑，就把他防区后面的李延年兵团给亮了出来。 李延年当时在蚌埠，正准备渡过淮河北上，救援黄百韜。刘汝明一撤，等于在他北上的路线上提前敲响了警钟。李延年也不是等闲之辈，一看情况不对，立刻停止前进，也开始准备后路。 就这样，一个本来可以全线崩溃的局面，因为刘汝明这个“顽固分子”的存在，硬是留了个缺口。他不但自己跑了，还等于给李延年兵团的南撤创造了宝贵的预警时间和空间。我军当时虽然主力都在围攻黄百韜，分兵追击，但毕竟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最终，李延年和刘汝明这两个兵团的大部，约12万人，虽然一路上被我们追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但最终还是成功地逃到了长江以南。 这12万人，后来成了汤恩伯在江南组织长江防线的重要力量。虽然在后来的渡江战役中，他们同样不堪一击，灰飞烟灭，但在当时，他们的成功南逃，无疑给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政权，输了一口“续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