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杨绛呱呱坠地，医生要接生费，杨父大惊：“怎么别的孩子只需10个铜板，这个孩子竟要15两银子？” 聊杨绛先生，绕不开她和钱锺书先生的爱情。咱们现在总说“CP感”，他俩，就是民国时期最顶级的“灵魂CP”。 他们的相遇，特别像电影镜头。1932年的春天，清华园古月堂，两人一见钟情。钱锺书开口第一句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马上回：“我也没有男朋友。”简单，直接，没有半句废话。 那时候，钱锺书家里已经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而杨绛身边，还有个才华横溢的追求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费孝通。 更重要的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对这个未来的女婿心里是打鼓的。钱家家境一般，钱锺书虽有才气，但前途未卜，要把宝贝女儿托付给他，老父亲心里没底。 换成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觉得“这是我们俩的事，家里别管”。但杨绛不。她给钱锺书写信说：“现在吾两人快活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她明白，婚姻不是两个人的风花雪月，而是两个家庭的融合与认可。爱，是你来我往的双向奔赴，更是对彼此家庭的尊重和责任。 最终，他们还是遵循了“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老规矩订了婚。从富裕的娘家嫁到清贫的钱家，杨绛没有丝毫“下嫁”的感觉。她说，叩拜不过是礼节，如果计较这些，那趁早别结婚。 从1935年结婚，到1998年钱先生离世，63年的风风雨雨，他们真正做到了“一生一世一双人”。钱锺书称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而杨绛怎么回应这份爱呢？她说：“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这句话，说起来轻描淡写，做起来却是一辈子的修行。尤其是在钱先生走后，当年的追求者费孝通前来探望，希望能再续前缘。杨绛先生只淡淡地回绝了。这份决绝，正是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最好的诠释。 很多人以为，像她这样的才女，生活里应该满是诗情画意。恰恰相反，她的生活里，充满了普通人最头疼的柴米油盐和意想不到的磨难。 刚结婚去牛津留学，钱锺书是个“生活小白”，连火柴都不会划。杨绛这位富家小姐，硬是把自己逼成了全能主妇。她学会了做饭、持家，甚至在钱锺书笨拙地打翻了墨水瓶、弄坏了台灯后，她说的不是责备，而是温柔的“不要紧”。 回国后，生活更难。为了省钱，她自己买煤沫子，掺上煤灰，亲手打了几百个煤球，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家里取暖的木头，也是她一个瘦弱女子，硬生生学会用斧子劈开的。 特殊时期，她被下放，被安排去扫厕所。这在当时是奇耻大辱，但杨绛却把这活儿干出了“花”。她把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没有一丝异味，然后找个角落，安安静静地看书。她把别人眼里的惩罚，变成了自己的修行。 1969年，快60岁的钱锺书被下放到干校。第二年，杨绛也跟着去了，被分去看管菜园。他们在菜园边上搭了个小棚子，那就是他们的“家”。杨绛问钱锺书：“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锺书想了想说：“没有书。” 对他们来说，物质的匮乏从来不是最可怕的，精神的荒芜才是。这种坚韧，在今天尤为可贵。咱们现在总把“内卷”、“压力山大”挂在嘴边，一点工作上的不顺心、杨绛先生一生，有过很多“出人头地”的机会。她的母校振华女校请她回去当校长，她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却在一切走上正轨后，毅然辞职，回家专心做学问、搞创作。 清华大学想聘她做专职教授，她也婉拒了，只愿意当个兼职的“散工”。因为这样，她能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好的译本，西班牙政府要给她颁发“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这是极高的荣誉，她却几次三番地推辞。 她说：“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这句话，在今天听来，简直振聋发聩。我们这个时代，太多人渴望被看见，渴望成为焦点，拼命地给自己贴标签、造人设，想方设法地吹起一个又一个五彩斑斓的“泡泡”。但杨绛先生提醒我们，那些外界的喧嚣和认可，终究是过眼云烟。 到了晚年，她更是深居简出。尤其是送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之后，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但这座岛上，却有着最丰饶的精神世界。 她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整理钱锺书先生的学术遗稿。这是一个浩繁无比的工程，她以年迈之躯，一点点地整理、校对。同时，她和钱先生生前所得的稿费，一分没留，全部捐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在她100岁生日时，她写下那段著名的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