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参加三峡大坝修建的工程师说，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曾在大坝修建之前，我国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曾多次表示不能修建大坝，但却遭到了拒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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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三峡大坝，你可能想到的是“世界第一水电站”“防洪神器”“发电巨兽”。但在这座超级工程的背后，有一个人当年站出来说“不行”，而且说得非常坚决，他就是黄万里。

这可不是一般人唱反调的那种“情绪化喷子”，而是实打实的顶尖水利专家，家学渊源深厚。黄万里出生在书香门第，家里都是学问人。

他自己更是牛到飞起，留学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研究水利工程、河道治理，尤其是长江水文、泥沙问题，这一行里的硬核大咖。

如果按今天的说法，他就是那种“学术圈的扛把子”，开会发言的时候，同行都得竖着耳朵听的那种人。他为什么要反对三峡大坝？简单说，因为他觉得“风险太大，得不偿失”。

黄万里研究了几十年长江，对长江的脾气了如指掌。他说，长江跟黄河完全不是一个玩法，黄河泥沙多、流速慢，治理思路和长江完全不一样。要是你照搬经验，硬来一个超大型水坝，后果会非常糟糕。

他的反对不是空喊口号，而是掰开揉碎地列出了十二条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泥沙会大量淤积，库区会越来越浅，，水质会变差，甚至可能变成臭水潭，生态破坏，鱼类减少甚至灭绝。

航运反而会受阻，不像想象中那么便利，移民问题会极其困难，牵涉到无数人的生活，还有地震风险，水库蓄水对地质结构有影响，这套理由，放在今天看，也依然是逻辑严密、数据充分的科学分析。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正处在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快车道上。三峡工程被视为“世纪工程”，无论是政治意义还是经济意义，都很高。

在这种背景下，黄万里的反对声，就像在婚礼现场突然大喊“这婚不能结”——尴尬不说，还很容易被骂“扫兴”。

有人觉得他是杞人忧天，有人说他思想保守，甚至有人认为他不懂政治大局。总之，当年他的意见基本没被采纳，还被不少人批评，三峡工程还是按计划开工：1994年动工，2006年完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要客观说，三峡大坝的确交出过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全球第一，一年能发几千亿度电，给全国各地供能，减少了不少煤电消耗。

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显著提升，大坝在汛期调度水量，避免了很多大水漫堤的情况。建成后，万吨级船队可以直通重庆，航运能力翻倍。这些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

和黄万里当年的预测对照，现实中一些问题的确一一浮现：库区泥沙沉积比预想中快，水库容量会慢慢受到影响。

百万移民的安置不是一句话能解决的，背后有无数的生活和经济难题。一些区域水质明显变差，藻类滋生，水体富营养化问题加剧。

长江的鱼类种群数量下降，有的濒危物种生存更难。虽然没有大地震，但局部地震次数确实比以前多了。这些事，不能说就是“三峡的锅”，但黄万里当年的担忧，不能完全当笑话看。

他到底是不是“对了”？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你只看现在，黄万里预言的很多问题确实出现了。但那些“最极端”的后果，比如灾难性的大坝安全事故、大规模生态崩溃，并没有发生。

三峡工程依然在运转，还在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不能简单地说“他完全对”或者“完全错”。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黄万里这种敢于在全民热潮中冷静分析、敢于唱反调的科学精神，非常值得尊敬。

黄万里故事的现实意义，不是让我们翻旧账，而是提醒我们：做重大决策时，要有长期眼光，不能只看眼前利益。

决策者要多听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来自一线专家的分析。科学讨论不是“谁赢谁输”，而是为减少未来的遗憾。

黄万里当年可能很孤独，但科学精神从来都不怕孤独。事实已经证明，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长期研究和专业素养之上的理性判断。

在这个追求速度和“立刻见效”的时代，更需要有人冷静地说一句，“等等，这事儿，我们再想想。”这不仅是对工程的负责，也是对未来几代人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