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外出时，遭到土匪袭击，不久后军长尹先炳带着近百辆卡车运输军需时，遭到了上千名土匪的袭击。尹先炳感到不对劲，认为土匪里面有眼线。 贵州解放后，长期盘踞在黔北地区的土匪势力并未随之消亡。这些土匪中既有国民党溃败后散落的残部，也有原来的地主武装、土匪势力。 当时的贵州军区面临着艰巨的剿匪任务，据统计，仅遵义地区就有大小土匪武装数十股，总人数超过万人。这些土匪武装不仅配备了步枪、机枪等武器，甚至还拥有迫击炮等重型装备，战斗力不容小觑。 1950年2月的一天，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带着几名警卫员和参谋人员，前往遵义地区检查剿匪工作。 当时的交通条件十分简陋，从军区驻地到遵义的部分路段需要乘坐吉普车，而一些山区路段则只能依靠骑马行进。 当杨勇一行沿着蜿蜒的山路行进到距离遵义城约30公里的一处峡谷地带时，突然从两侧的山坡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几名警卫员迅速将杨勇护在中间，同时拔出武器进行还击 袭击者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占据了两侧山坡的有利地形，不断向下扫射。杨勇临危不乱，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发现土匪人数虽然不少，但火力配置并不强，主要以步枪为主，没有重武器。 在杨勇的指挥下，警卫员和参谋人员组成战斗小组，交替掩护着向右侧山坡发起冲锋。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终于突破了土匪的包围圈，摆脱了袭击。 此次遇袭虽然有惊无险，但却给杨勇敲响了警钟：土匪的活动已经十分猖獗，而且很可能掌握了部队的行动路线。 杨勇遇袭后不久，又一起更为严重的袭击事件发生了。 当时担任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军长的尹先炳，奉命率领部队护送一批军需物资前往遵义地区，支援当地的剿匪工作。这支运输队由近百辆卡车组成，搭载着粮食、弹药、药品等重要物资，由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负责护卫。 当运输队行进到松坎地区附近的一处山谷时，突然遭到了上千名土匪的猛烈袭击。土匪们占据了山谷两侧的制高点，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向运输队疯狂攻击。 一时间，山谷中枪声大作，硝烟弥漫。尹先炳乘坐的吉普车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轮胎，被迫停了下来。 尹先炳迅速跳下车，指挥部队进行还击。他发现土匪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护卫部队，而且火力十分凶猛，显然是有备而来。而且，土匪对运输队的行进路线和兵力配置似乎了如指掌，攻击的时机和地点都选择得非常精准。 尹先炳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情况不对劲，土匪的行动太有目的性了，而且他们好像知道我们的底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土匪们不断从山上向下冲锋，试图抢夺物资卡车。护卫部队的战士们依托卡车进行顽强抵抗，用机枪和冲锋枪向土匪扫射，手榴弹在匪群中不断爆炸。 经过一番激战，在后续增援部队的支援下，终于将土匪击退。这次袭击给运输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有几十名战士伤亡，二十多辆卡车被击毁，部分物资也被土匪抢走。 尹先炳看着战场上的狼藉景象，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疑惑：土匪怎么会知道运输队的路线和时间？为什么他们的攻击如此精准？ 事后，杨勇司令员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两次袭击事件的关联性，认为这绝不是巧合。一定有内鬼，必须尽快查出来。” 随后，军区成立了调查组，由尹先炳牵头负责，对这两起袭击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调查人员首先对参与两次行动的人员进行逐一排查，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 接着，调查人员将目光转向了地方，他们发现，松坎地区成立的剿匪大队，组成比较复杂，会不会是剿匪大队内部有人向土匪通风报信？” 在调查过程中，一名被俘的土匪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交代说，在尹先炳运输队遭袭前，曾有一名穿着剿匪大队制服的人向他们透露了运输队的行进路线和时间。 根据这条线索，调查人员对松坎剿匪大队的成员进行了逐一排查，最终将疑点集中到了大队长张华清身上。 张华清原本是一个土匪头子，后被国民党军收编，贵州解放时，他率部向解放军投降，后被任命为 松坎区副区长兼任剿匪大队大队长。 调查人员通过进一步侦查发现，张华清表面上工作积极，做出一副进步得样子，而实际上，他暗中与当地几股主要的土匪武装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利用自己剿匪大队大队长的身份，多次向土匪透露解放军的行动情报，为他们的袭击行动提供便利。 杨勇遇袭和尹先炳遭伏这两起事件，都是张华清向土匪通风报信的结果。 就在准备对张华清实行抓捕时，这家伙感到不对劲，带着百余手下公开叛乱。后来，在解放军进山剿匪时，张华清被击毙。 之后，杨勇根据新的情况调整了剿匪策略，一方面加大对土匪武装的军事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土匪放下武器投降。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解放军对贵州地区的土匪武装发起了全面清剿，剿匪部队克服了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等困难，先后剿灭了近百股土匪武装，抓获了大批土匪头目和骨干分子。 到 1950年底，贵州地区的匪患基本得到肃清，社会秩序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