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有位八路军营长受重伤，治了整整一年，动了7次手术，伤情还是没好转。上级决定，把他送到延安去治。谁也没想到，就这一路，他的伤竟然自己好了。 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有位叫钟赤兵的八路军营长，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有多重呢？右腿被子弹打得粉碎。在当时那种缺医少药的环境里，这基本就是一条腿没了。 可战友们没放弃，后方医院的医生们也没放弃。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为了保住他的腿，前前后后给他动了7次大手术。把碎骨头渣子一点点往外取，再想办法让骨头重新长上。那年头，没有麻药，消毒靠盐水，缝合用的是纳鞋底的粗线。 钟赤兵是条硬汉，长征时就是团政委，什么苦没吃过？他都咬牙挺过来了。但结果呢？整整一年，7次手术，他的伤情不仅没好转，反而因为反复感染，越来越糟。 骨头不愈合，伤口流着脓，人也瘦得脱了相。 医院下了最后的结论：必须截肢，不然命都保不住。 钟赤兵一听就急了，对医生说：“我的腿就是我的命，没了腿，我怎么重返战场打鬼子？我死也不截！” 这下把大家给难住了。当时的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同志知道了这件事，也觉得特别惋惜。这么一位战功赫赫的年轻将领，难道就要废在病床上了？罗帅亲自拍板：想尽一切办法，把他送到延安去，请那里的国际友人、最好的外科医生给他治！ 。从山东到延安，上千公里，中间要穿越十几道日伪军的封锁线，还要翻山越岭。一个重伤员，在担架上怎么经得起这种颠簸？但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了。 于是，一个由12名壮士组成的担架队成立了。他们轮流抬着钟赤兵，踏上了去延安的漫漫长路。 出发的时候，钟赤兵的腿还肿得像个水桶，伤口散发着恶臭。他躺在担架上，心里其实也没抱多大希望，更多的是对组织的感激和对前途的迷茫。 担架队走得很稳。为了减少颠簸，战士们用肩膀代替手来扛担架杆，步调出奇地一致。白天赶路，晚上宿在老乡家里或者山洞里。一路上，风餐露宿，还要时刻警惕敌人的巡逻队。 走了差不多一个月，怪事儿出现了。钟赤兵感觉自己的腿，好像没那么疼了。他悄悄摸了一下，发现肿消了不少。又过了一阵子，他试着动了动脚趾，竟然有了知觉！ 他不敢相信，以为是自己的错觉。直到有一天，换药的时候，随队的卫生员惊喜地大叫起来：“营长，你的伤口……你的伤口在愈合！你看，长出新肉了！” 大家围过来一看，可不是嘛！原本一直溃烂流脓的伤口，现在不仅干净了，边缘还长出了一圈粉红色的新肉芽。这个在医院里躺了一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竟然在危机四伏的路上，悄悄地好转了。 钟赤兵在医院躺了一年，几乎是完全静止的状态，局部血液循环很差，营养跟不上，伤口自然难以愈合。而当他躺在担架上，虽然他自己没动，但担架队抬着他每天走几十里路。这种持续而有节奏的轻微晃动，就像一个全天候的、超低强度的“被动理疗”。 它恰到好处地促进了他伤腿的血液微循环，改善了局部组织的代谢。这无意中做到的事，比医院里任何药物都管用。那副担架，成了一张“会走路的病床”。 现在常说“身心医学”——身体和心理，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已经证实，积极的心理状态，比如希望、乐观、信念，可以真实地影响我们体内的激素分泌和免疫系统功能。 钟赤兵在医院那一年。每天面对的是自己无法愈合的伤口，听到的是医生一次次无奈的叹息，最后等来的是截肢的判决。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绝望和压抑。这种负面情绪，会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让身体的自愈能力大打折扣。 但踏上去延安的路，一切都变了。 他不再是一个被困在病床上的“废人”，他成了一个“在路上”的战士。他的目的地，是延安——那是当时全中国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是抗战的指挥中心，是希望的象征。 一路上，抬着他的，是朝夕相处的战友。他们会跟他聊天，讲前线的战况，讲根据地的新变化，讲对未来的憧憬。这些信息让他重新感觉到了自己和集体、和革命事业的连接。他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他是被一个强大的、温暖的集体所关爱和保护着。 所以，从山东到延安的这条路，不仅是一条地理上的转移路线，更是一条心理上的重生之路。 他的精神从绝望的谷底，一步步爬向了希望的高峰。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调动了他身体内所有的积极因素，和他腿部改善的微循环一起，共同创造了这个“医学奇迹”。 等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延安时，接待他们的医生检查完钟赤兵的腿，惊讶得合不拢嘴。骨头基本已经长好了，只需要做一些后续的清理和康复治疗。 钟赤兵后来不仅完全康复，还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光发热，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担任过空军后勤部部长、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等要职，活到了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