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上将龙云送女儿出国留学，刚到火车站，大队宪兵赶到，带队军官说：“张司令有令，龙主任不得离开南京。”

龙云作为国民党上将，早年掌控云南军政事务长达二十余年，被称为云南王。他的崛起源于滇军内部变革，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参与重九起义，逐步从基层军官晋升。

1927年，他通过二六事变推翻唐继尧，掌控云南省主席职位，期间推行多项地方政策，如发展交通、兴办教育和禁烟运动，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云南局面，但也伴随地方军阀作风的弊端。抗日战争爆发后，龙云支持中央抗战，开放滇缅公路作为国际援助通道，并提供昆明作为飞虎队基地，这为盟军作战提供了后勤支持。

然而，战争后期，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日益警惕。1945年9月，日本投降在即，蒋介石借机调整地方势力布局，命令龙云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同时派杜聿明率第五军进驻昆明，导致五华山事变爆发。

杜聿明部队迅速占领昆明，解除龙云部下武装，龙云次子龙绳祖时任滇军暂编第二十四师师长，其部队被缴械，这标志着龙云对云南的实际控制终结。

事变后，龙云被迫飞往重庆，名义上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保留上将军衔，但这只是表面荣誉，实际已丧失军权。

1945年底，龙云在重庆开始软禁生活，住所周边部署监视力量，由军统局负责。军统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监视网，包括便衣人员跟踪和通信检查。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郑介民和毛人凤接管，监视方式转为更公开，直接在龙云住所对面设立观察点，派员轮班盯梢。

同年5月，国民政府迁都南京，龙云随之转移到南京中央路一处住所，继续处于软禁状态。住所大门常年有宪兵把守，出入需报备，任何访客都受审查。这种软禁并非铁窗牢笼，而是通过层层限制剥夺自由，龙云虽有将军头衔，却无实权参与决策。

战略顾问委员会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副主任，但委员会会议稀少，成员如张发奎、陈济棠等也多为闲职安置。 软禁期间，龙云家庭成员活动也受限，次子龙绳祖1947年7月从昆明来南京探访，刚到火车站即被宪兵逮捕，关押三个月，罪名不明朗，但实际源于高层防范龙云余党。

龙云多方求助，包括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施压，最终白崇禧出面干预，才促成释放。这件事暴露了国民党内部对地方旧将的猜忌，白崇禧作为桂系代表，在此事中发挥作用，但也反映出蒋介石对龙云的严密控制。

软禁生活让龙云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本质。蒋介石表面维持礼遇，如任命闲职和提供生活保障，但实际目的是防止龙云回云南重聚势力。龙云在南京期间，与一些国民党元老交往有限，更多时间用于阅读和反思。

1947年，内战形势恶化，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龙云开始考虑个人出路。同年，他计划送女儿龙国壁出国留学，先从南京乘火车去上海，再转船赴美国。这本是寻常家庭事务，却因软禁限制而复杂化。龙云事先申请外出许可，被蒋介石简短拒绝。

尽管如此，他仍决定陪女儿到南京下关火车站送行。火车站事件发生时，宪兵队由张镇指挥，张镇时任宪兵司令，奉上级命令直接干预。宪兵人数众多，迅速到位，明确传达不得离城指令。

火车站事件后，龙云软禁状况进一步收紧，监视人员增加，通信更受审查。国民党败局已现，蒋介石开始筹划撤退台湾，并将战略顾问委员会成员列入随行名单，龙云名列其中。这让龙云警觉，担心被挟持。他通过旧关系网寻求脱身之道，早年抗日时期与美国飞虎队合作，结识陈纳德，后者战后创办民航空运公司。

1948年秋，龙云联系陈纳德，请求援助。 陈纳德同意帮忙，利用其航空资源和美国背景。12月8日，行动启动，陈纳德派车接龙云，车牌为美国领事馆标识，监视人员投鼠忌器，未敢阻拦。龙云抵达南京机场，登上C-47运输机，飞行员罗伯特·魏驾驶，飞机先飞往广州白云机场。

在广州短暂停留后，龙云乘英国商船抵达香港，完成逃脱。整个过程历时数小时，避开国民党情报网的密集监控。陈纳德此举基于战时情谊，但也反映出美国势力在国民党内部的微妙影响。

抵达香港后，龙云于1949年8月13日公开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支持新政权。这引起蒋介石震怒，下令逮捕，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策划暗杀，通过龙云秘书刘宗岳执行，但计划被龙云三子龙绳武夫妇识破并挫败。

毛人凤作为保密局负责人，长期从事特务活动，此次行动延续了其一贯作风。龙云在香港逗留期间，与中共地下组织接触，接受统战工作。1950年1月3日，他返回大陆，受到热烈欢迎，后担任多项职务，如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民党失败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多重因素累积：军阀割据遗留问题、内战资源浪费、特务政治的毒化等。这些问题接地气地说，就是高层忽略民生，只顾权力斗争，最终失掉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