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与周总理双双身患重病，主席问总理：江山要谁来守？ 1975年，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紧张和压抑。中南海的红墙内，两位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是风中残烛。 毛主席这边，因为白内障，眼睛几乎看不见了。这位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巨人，感知世界的方式，退化到了依靠耳朵去听。文件得靠人念，世界得靠人讲。 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情况更糟。癌症，这个词在今天听着都让人心头一紧，更何况在那个年代。从1974年住院到他离世，600天，大小手术13次，体重掉到不足60斤。 毛主席虽然自己病着，心里却时时挂念着总理。他会反复听取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连每天失血多少、做了几次手术这种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听说自己试用的一款特制软沙发很舒服，他立马就说：“总理现在生病，也给总理送一个去。” 1975年3月20日，总理在准备又一次大手术前，强撑着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信里，他详细报告了自己结肠癌的发现过程。 信中有一段话，特别让人动容。他说，肿瘤的位置，恰好是40年前长征过草地时得肝脓肿的地方。那一次，他高烧昏迷，九死一生，是毛主席指挥抢救，他才靠着脓液穿肠排出而侥幸活了下来。他在信里写道：“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 这话听着，让人心里五味杂陈。他不是在抱怨，更不是在归咎。他是在告诉主席，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这是历史留下的“疮疤”，如今旧疾复发，我坦然接受。这种将个人生死与革命历程紧密相连的胸襟，坦荡得令人肃然起敬。 他怕主席为他担心，所以把病因说得云淡风轻。但我们这些后人回头看，谁都明白，真正的原因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日没夜的操劳，巨大的政治压力，才是掏空他身体的根本。 总理的伟大，不在于他身居高位，而在于他心里永远装着人民。 3月26日那次手术，他刚从麻醉中醒来，人还在手术台上，说的第一句话，不是问自己的病情，而是用微弱的声音，把中国肿瘤医院的李冰院长叫到跟前，断断续续地问：“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一个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癌症晚期病人，心里惦记的，不是自己还能活多久，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工人的健康。 回到那个核心问题：“江山要谁来守？” 毛主席的这一问，问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名。他问的是，这条路，这个方向，这个由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未来要如何走下去？ 总理用他的行动，给出了答案的一部分。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上，他拖着病体，作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且，他将完成这个目标的接力棒，稳稳地交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手中。 现在是2025年8月，距离那个风雨飘摇的1975年，整整过去了50年。 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当年总理在报告里擘画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如今是什么样了？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我们的工业体系完备且强大，“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国防力量日益强大，足以捍卫我们辽阔的海疆和领空；科技领域更是日新月异，从航天探月到深海探测，从5G通信到人工智能，我们正在一个个关键领域实现赶超甚至引领。 今天的中国，已经远远超越了“四个现代化”最初的设想。这份成绩单，足以告慰那一代领导人的在天之灵。他们当年最深的忧虑，已经变成了我们今天最坚实的底气。 但是，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 “江山要谁来守”这个问题，其实并未远去。它在今天，演变成了新的时代问卷： 面对技术封锁和贸易壁垒，我们靠谁来冲破？ 靠的，是千千万万像当年攻克“两弹一星”那样，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科研工作者。 面对乡村振兴的艰巨任务，我们靠谁来坚守？ 靠的，是无数扎根基层的干部群众，他们就像当年总理牵挂的延安老乡一样，需要我们用真心去帮扶。 面对社会上的一些浮躁之气，我们靠什么来引领？ 靠的，正是周总理那样“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死不留言”的“六无”精神。这种无我、忘我的崇高品格，是穿透岁月、永不褪色的灯塔。 1976年1月8日，总理走了。十里长街，百万群众自发相送，那哭声，震彻天地。人们送别的，不仅仅是一位总理，更是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个时代的良心。 毛主席听闻噩耗，同样悲痛不已。据说，当工作人员为他念讣告时，他紧闭双眼，泪水无声地从眼角渗出。这两位巨人，最终还是没能等到一同看到春暖花开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