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1岁的女知青廖晓东，嫁给了一贫如洗的老光棍。新婚夜，廖晓东一脸娇羞，谁料，老光棍一脸不耐烦。正当廖晓东一脸懵时，老光棍突然一巴掌甩了过来！ 廖晓东，1947年出生在山东青岛，家里条件其实不算差。她爹妈都是老红军，打过仗，扛过枪，那种满身是胆的革命者。可惜，她两岁那年，爹妈在一次任务中牺牲了，小小的她成了孤儿。后来，一对有革命背景的夫妇收养了她，把她当亲闺女养大。这对养父母对她挺好，家里也算有点文化氛围，廖晓东从小就念书，脑子灵光，高中毕业时已经是个满怀理想的年轻姑娘了。那会儿正赶上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她21岁，血气方刚，觉得自己得为社会主义建设出把力。1968年，她收拾行李，跟着大部队去了山东诸城县三官庙村，成了一名女知青。 到了村里，日子可没她想得那么浪漫。三官庙村是个穷地方，土坯房、泥巴路，村民们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她刚去时，城里带来的那点书生气还没褪，穿得干干净净，手脚也不够麻利。村里人看她新鲜，有的老娘们儿私下嘀咕：“这城里来的细皮嫩肉，能干啥活啊？”可廖晓东不服输，她硬着头皮学挑水、劈柴，干农活晒得脸通红，手上磨出茧子。她觉得自己来这儿不是享福的，是要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支援农村建设。时间一长，村里人也看出她是个实诚丫头，慢慢接受了她。 1968年夏天，村里开了个忆苦思甜大会，民兵连长卢兆东站台上讲自己家多苦，三代光棍，日子过得没法看。廖晓东坐在台下听着，心动了。她那会儿满脑子都是书本上的道理，觉得贫下中农过得不好，自己得帮一把。大会还没散，她就站起来说要嫁给卢兆东。这话一出，村里炸了锅，有人佩服她觉悟高，有人觉得她脑子坏了。她那几个知青朋友急得拉她胳膊劝，可她主意已定，觉得自己这是在干大事。 没多久，廖晓东就搬进了卢兆东家。那房子破得不行，两间茅草屋，墙缝里透风，屋里就一张木板床和几件破家具。新婚第一天晚上，她刚进门，还没缓过劲，卢兆东就让她干这干那，最后还甩了她一巴掌。这巴掌把她打懵了，她想不通，自己满心为农村出力，怎么换来这个。可她没地方跑，也没人帮她，只能硬扛。 婚后日子更苦。卢兆东三十好几，比她大十多岁，长得黑瘦，脾气烂得要命。他懒得要死，不下地干活，天天蹲家里抽旱烟，等着廖晓东伺候。她每天早起挑水做饭，中午喂猪洗衣，晚上还得应付他。稍微干得慢点，或者饭不合他胃口，他就动手。廖晓东身上常带着伤，手臂青紫，嘴角破皮是常事。她咬牙忍着，没跟外人喊过苦。村里人看在眼里，可那年头，谁家没点糟心事，大家都装没看见。 卢兆东这人没一点好可说。他不光懒，还好吃懒做，村里给的工分全靠廖晓东挣。他对她没半点疼惜，动不动就发火，拳头招呼得比谁都勤快。廖晓东呢，虽然日子苦，但她没闲着。她干活麻利，村里安排啥她干啥，还抽空教村里的孩子认字。她觉得自己得有点用，不能白来农村。可这些付出，换不来卢兆东一点好脸，她在家里的日子就是挨打受气。 几年下来，她生了俩孩子，长子四岁，小闺女半岁。她身体本来就不壮，操劳加上挨打，早垮了。1974年，她得了急性肝病，躺在床上起不来。那时候她才27岁，瘦得皮包骨，脸色黄得吓人。家里穷，没钱治病，卢兆东也没管她，就蹲门口抽烟。她走那天，儿子拽着她衣角，闺女哭得嗓子哑了，可卢兆东连眼都没红一下。 1974年2月8日，廖晓东走了。她死后，村里安静了几天，消息传到公社，又报到县里、省里。没多久，上头给她追认了个共产主义者的称号，说她是知青里的榜样。共青团山东省委还发了文件，叫大家学她怎么跟工农结合。《大众日报》登了篇长报道，讲她下嫁贫农，吃苦耐劳，把青春给了农村。诸城县开了追悼会，花圈摆了一堆，台上讲得动情。可散会后，村里那破草屋还是老样子，卢兆东带着俩孩子过日子，没人再提廖晓东受的苦。 她走后，村里人偶尔聊起她，有人说她傻，有人说她命苦。她那两个孩子，后来跟着卢兆东长大，日子也不好过。卢兆东还是老样子，懒散暴力，没人管他，也没人说他啥。廖晓东的事迹倒是被写进材料，成了宣传典型，可那些材料里从来不提她挨打的日子，也不提卢兆东有多混账。 回过头看，廖晓东这辈子挺让人叹气的。她21岁下乡，满心想干大事，到头来却栽在这么个男人手里。她干活拼命，教孩子读书，样样都尽力，可生活没给她一点回报。她27岁就走了，留下的只有两个孩子和一堆官方的表彰。那些表彰听着响亮，可对她来说，啥用也没有。她这辈子，苦是真的，理想也是真的，就是结局太惨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