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3日，潘汉年携好友在北京饭店一叙。 1955年4月3日，北京饭店里一次老友聚会气氛正浓，参与者潘汉年却不知道，危险已然临近。 不久之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着一纸逮捕令匆匆赶到，将潘汉年秘密带走。这场突如其来的抓捕，根源还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的一些未能说清的行动。 时间退回到1935年初，那时的红军处境十分艰难，跟苏联那边的电台联系也突然中断了。 为了把这个坏消息送出去，同时听一听最新的指示，中央挑了两个得力的人选：潘汉年和陈云。那年9月，他俩踏上前往苏联的旅程。 这趟任务总体上还算顺利，潘汉年在苏联待了将近三个月，把苏联方面给的用于秘密联络的新密码本背得滚瓜烂熟。 任务完成，潘汉年随即在1936年1月启程回国。 可就在他临走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又交给他一个新差事，让他以苏联政府外交人员的身份，去和国民党在苏联的代表邓文仪接头，探探国共合作的口风。 偏偏潘汉年这个人做事有时不太分得清主次轻重。 他觉得自己身负重任，就把传密码回延安这个更要紧的头等大事搁在了一边，先去忙和国民党接触的事。 这一耽误，就是小半年，等他最终到达延安时，已经是1936年8月了。 这个延误在当时不少人看来是大问题，密码早一天送回就多一份安全，一旦路上出点岔子，后果想都不敢想。连毛主席后来都觉得，潘汉年这事办得考虑不周全。 转眼到了1943年，又有紧要军情传来：日本鬼子调集重兵，准备对中国共产党在江南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 为了摸清鬼子的具体计划，减少根据地军民的损失，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决定亲自去找一个人——李士群，从他那儿捞点消息。 这个李士群，早年也是中共党员，后来被国民党逮住叛变了，1939年又投靠了汪精卫的伪政权。 但他有时会给共产党提供点情报，两边都有点秘密往来。 潘汉年请示了领导后，就开始了和李士群的秘密接触。 开始几次合作还算可以，李士群确实给了些有价值的情报，甚至还帮忙搞到不少药品，悄悄运给了江南的新四军部队。不过后来局势越来越紧张复杂，潘汉年跟李士群的联系就慢慢断了。 这次为了搞到日军行动的核心情报，潘汉年决定冒险去趟上海找李士群。 但事与愿违，在上海扑了个空，没见着李士群本人，只见到了另一个关键人物——胡均鹤。 胡均鹤告诉潘汉年：“您来得不是时候，李士群现在人不在上海，跑到苏州去了。”潘汉年又赶紧追到苏州，还是没找着人。胡均鹤再次传来消息：“刚打听到，他现在人在南京呢。” 几经波折，终于在南京见到了李士群。 可潘汉年还没来得及张口问情报的事，李士群抢先一步开了口：“汪精卫先生知道你来了，他对你挺感兴趣，想见你一面。” 潘汉年心里一惊，这下麻烦了，被李士群摆了一道。 他完全没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手。眼下根本来不及向上级请示，潘汉年内心挣扎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去见见汪精卫，想着等办完事回去再报告也不迟。 见到汪精卫，对方开门见山就提出了想法：他希望共产党能和他联合，一起搞个新政府。 潘汉年反应挺快，立刻表示这么大的事情他个人根本做不了主，必须回去报告领导才能有回音。 汪精卫听了也没多说，只留下一句：“行，那我等你的消息。” 回到根据地，潘汉年心里开始有点打鼓了。 当时正好各个根据地都在搞干部审查，气氛比较敏感。 他琢磨着，报告了这件事，万一解释不清、节外生枝怎么办？ 潘汉年觉得这是个机会，就把当年瞒着没报私下见汪精卫的事，老实交代给了当时负责上海工作的老领导陈毅。 陈毅一听，脸色都变了。 他严厉地批评道：“这是犯了天大的错误！你当时为什么不立即报告？！” 事情的性质完全超出了陈毅的预想，他当天晚上就把潘汉年交代的内容整理成书面报告，直接呈送到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后大为震怒，随即批示：“此人不可再信用！”这就是为什么有了开头潘汉年被逮捕的一幕。不过，毛主席内心深处对这位老地下党员还是有所信任的，还特意嘱咐办案人员要认真调查，查清楚。 可问题是这件事过去的时间实在太久，关键的当事人汪精卫和李士群早就死掉了。 唯一可能出来作证的胡均鹤，当时又是在门外把风，对于潘潘汉年和汪精卫在屋里到底说了啥，他根本不清楚。 断官司得凭证据，只有潘汉年自己的一套说法，没有其他证据链能相互印证。 再加上当时“高饶事件”影响极大，胡均鹤又被重新认定是叛徒，他的任何证词自然也不被采信了。 就这样，潘汉年身陷囹圄，一直未能洗脱嫌疑。1977年，他在湖南的一处农场医院里病逝了，终年71岁。   信息来源： 《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陈云年谱》 《潘汉年传》 《汪伪政权史》 《中国共产党简史》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