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北平八大胡同，军统特工王天木带着手下在妓院里喝花酒，喝着喝着出了人命，手下胡大虎砸死了一个醉汉，出事后两人想把尸体装箱抬走，结果刚出胡同口就被巡逻士兵拦下。 当街杀人、尸体藏箱，这种事闹到报纸上，国民政府脸丢光了，蒋介石气得拍案大骂，军统局长戴笠也差点丢了位子，这桩命案牵出了特务系统里的权力漩涡、党内斗争、还有人性最黑暗的角落。 王天木是戴笠的亲信，出身底层，心狠手辣，办事也干脆，早年在天津绑了汤玉麟的孙女，敲诈了笔赎金，虽然引起争议，但因为抓情报狠辣，被戴笠看重，提拔他做了军统天津站站长。 谁知道这次在北平，他和胡大虎喝多了，跟一个据说是国防部后勤处的小官起了争执，说白了就是抢女人，两边口角升级，胡大虎直接抄起酒瓶就砸，血溅当场。 王天木慌了，不是怕死，是怕坏了戴笠的局面，他急忙指挥人把尸体塞进大木箱，连夜想送出城埋了。 这时候犯了个致命错误，太急太露，车夫不听话，一路上发虚，刚到崇文门外就被巡逻兵拦下，一查木箱，尸体露了出来，案子当场穿帮。 车夫一害怕就去报了案，警备司令部的人立马出动，王天木等人被带走。 事情闹大了，《津门晚报》头版登出“特务当街杀人藏尸”标题，满城风雨，汤玉麟得知后更是火上浇油，带着北洋残余势力上书，痛骂王天木“目无国法”，一时间舆论一边倒。 蒋介石本来就对军统扩权有些不满，这下彻底爆发，他在南京开会，听了汇报后拍桌子吼了一句：“军统岂能成杀人执照！”当场下令：枪决王天木。 戴笠当时在南京，一听蒋的命令立马赶去办公室，一脚踢开门跪下，磕头求情，他把责任一股脑往自己身上揽，说是教管无方，说王天木对党有功，求个生路。 蒋介石不理，一杯茶水直接砸过去，戴笠顶着头上的血，还是不走，坚持说：“天木虽有罪，但此人能用。” 戴笠不傻，他知道这事背后不只是一起命案，更是一次政治清算，很多人早看王天木不顺眼，借机把他踩死，等于掐掉他在北方的耳目。 戴笠几经周旋，提出三个选项：一是照令枪决；二是改判无期；三是暂缓执行，让其戴罪立功。蒋介石权衡利弊，终究没坚持原判，答应改为无期徒刑。 但这并不代表王天木真的进了监狱，戴笠暗中安排，把他藏在北平煤渣胡同的暗房，每日送烤鸭、汾酒伺候，甚至连宋美龄那边也做了疏通，说是送点心，实则递话。 王天木表面上是犯人，实则逍遥快活，戴笠没忘了他，觉得以后还要靠他打理华北的情报网。 1936年抗战风起，戴笠以“用人之急”为由，把王天木从“牢里”调出来，任命为军统华北副区长。 王天木也确实能干，恢复职务后很快重建情报线，可谁也没料到，三年后他会变脸。 1939年，王天木在天津被汪伪特工李士群诱捕，对方先软禁他几天，假意释放，王天木走出门，没回军统，直接进了76号特务机关。 他很快供出了华北情报系统的密网，上海、北平的八个联络点全被拔除，傅胜兰等军统要员纷纷被捕，有的投敌，有的失联，整个系统崩了大半。 戴笠得知后大骂“白眼狼”，亲自两次下令追杀王天木，一次是在上海，另一次在长沙，可王天木都躲了过去，还公开撕破脸，他在76号活动越来越高调，开始频繁打击军统旧部，甚至插手南京内部事务。 到了战后，有人怀疑王天木其实是戴笠安排进去的“苦肉计”，说他是打入汪伪核心的卧底，这种说法后来还上过台面，一些军统旧人如陈恭澍写过文章表达这种观点，但始终拿不出实证。 更多人相信，王天木早就心生怨气，认为自己被当枪使，出事时戴笠保得他，实则也是保自己的面子。 王天木后来去了台湾，化名隐居，直到1995年病逝，活了104岁，期间从没公开露面，也没被追责，有说他写了回忆录，但至今未见出版。 这件事在军统内部被当作“北平妓院命案”，一度成了反面教材，也成为戴笠一生中最难堪的一笔。 王天木这人，从杀人藏尸的特务头目，到变节投敌的逃犯，最后安然终老，成了军统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这个案子揭开的不仅是军统的腐败和特务横行，更是权力和人性的双重交错。 参考资料： 陈恭澍：《军统内幕纪实》，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