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后，为什么文人痛批样板戏，群众并不买账，又重新回到舞台

江青倒台后，她搞的那些样板戏就消失了十年。但到了八十年代末，它们又突然冒了出来。这里面到底有啥故事呢？我来给你说道说道。

江青失势后，文化圈的人首先站出来，对样板戏一顿猛批，这也成了样板戏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

王元化在文章里头说了这么一件事：他不太赞同老是播放那些样板戏，就算是“文革”之前弄的那些现代京剧也一样。那些戏啊，根本没法摆脱那时候“极左”的影响，而且大多数还是照着教条主义的路子做出来的。

王元化是个啥来头？他是位有名的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还是现代作家和大学问家，专门研究《文心雕龙》。他还当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的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还有党的十二大的代表呢。在那个时候，他的话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不过，1955年那会儿，因为胡风文艺思想的事儿，他也受到了牵连，一直到1981年才得到平反。

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闹得沸沸扬扬，这起事件起初是文艺界的争论，后来却升级成了政治审判。批判胡风和王元化的关键，在于他们在“共产主义理念、工农兵日常、思想转变、民族特色、作品主题”这五个方面所持的观点。

样板戏讲的就是工农兵的那些日常事儿，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了。

说到样板戏被“极端左倾思想”影响，咱得简单说说，啥是极端左倾思想？原本“左”和“右”就是方向词，但在政治上有了特别意思。大家通常把支持革命的叫“左派”，反对革命的叫“右派”。而“极端左倾”呢，就是说国家得管着老百姓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样板戏就是在这种国家严格管控下产生的，基本上“没了多少自主权”。

巴金也是对样板戏提出批评的重要人物。他在《随想录》这本书里，对样板戏是一顿猛批，恨得牙痒痒。巴金在书里是这样说的：“好多年没听样板戏了，感觉都快把它们忘了。但春节期间，突然听到有人清唱样板戏，还唱了好几段，我当时就吓得直起鸡皮疙瘩。连着好几天，我都做噩梦，这种梦我以前经历过，感觉跟样板戏有莫大的关系。对我而言，样板戏和噩梦就像是一块儿似的。我怕噩梦，所以也怕样板戏。现在才明白，样板戏在我心里留下的烙印，是怎么也擦不掉的。因为这个烙印，我才老做噩梦。以前我还挺崇拜那些高大全的英雄，像李玉和、洪常青啥的……但后来才知道，这些被金叶子贴得闪闪发光的大神，其实都是假的……”

这么说样板戏，可真是够劲爆的，简直就像战场一样紧张刺激。一听样板戏，我心里就发憷，连着好几个晚上都做噩梦。那些剧里的英雄人物，感觉就像是拿金箔纸糊出来的，太假了。

巴金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他是位大名鼎鼎的现代作家，还当过中国作家协会的头儿，全国政协副主席，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但话说回来，巴金老先生在文革那会儿，也挨过批斗，这事儿咱们也不能忘。

为啥巴金会在文革时被批呢？说起来，1967年《文学风雷》的第五期上，登了一溜儿文章，主题就是要把巴金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给彻底批倒。巴金被扣上的帽子可不少：说他是被美帝撑腰的，诋毁党的文艺批评，对社会主义日子不满，还给地主阶级招魂，美化资产阶级作家，还老讲战争的苦，等等。最关键的是，巴金在5月9号上海市作家和艺术家的第二次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没言论自由，中国文学就要被憋死了。

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热火朝天地演样板戏，像那些讲才子佳人、王侯将相、鬼怪神仙的故事，就没人看了。样板戏成了文艺界的大明星，红遍了大江南北。这可能就像巴金先生讲的那样，这正在阻碍中国文学的成长。看得出来，巴金先生那时候对样板戏挺不满意的，只是不好说出口。

从这些事情里头，能明白为啥巴金在文革结束后会狠狠地批评样板戏了。

还有一位文化界的大咖，周扬，他也对样板戏持反对意见。周扬在中共担任过不少要职，像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主席等等。他的观点是这样的：那些被称为“样板戏”的作品，其实是众多戏剧工作者的心血结晶，并不是江青创作的。她不过是把这些作品拿来，当作自己捞取名利、篡党夺权的工具。周扬的话，把艺术和政治联系到了一起。

1964年1月份，刘少奇牵头的“全国文艺工作大会”上，周扬说了这么一番话：“文艺圈里头，大多数问题啊，都是想法上的事儿。像以前‘大跃进’那时候，管文艺的方法太直接太狠了，咱们现在可不能照着学。”江青一听这话，立马回应：“资产阶级对待咱们的东西，那才叫一个狠呢！”过了没几年，江青支持的那些样板戏登台了，仔细瞅瞅，这些样板戏搞不好就是周扬说的那种“直接狠”的方式，演来演去都是“工农兵”的老一套形象。

1966年11月28日，在一次大会上，陈伯达表扬了江青带的头搞文艺变革。他说：“京剧、芭蕾舞剧、交响乐这些，经过江青这一搞，都活过来了。不光是内容上焕然一新，连形式上都大变样了。”“在这场文艺变革里，江青同志跟那些反动派、修正主义分子斗得很坚决，她的贡献特别大。”

样板戏火遍全国后，1970年4月2号，上海有个革命批判小组站出来指责周扬，说他硬是要走一条跟毛主席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子唱反调的路。这条路子，说白了就是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歪路，专门捧那些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和作品，想把资本主义那一套给复活了。

六十年代初，周扬因为不赞同江青对文艺圈的那些强硬手段，结果自己遭了殃，被关了起来。一直到江青失势，他才得以恢复名誉，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说起来，样板戏这事儿还得归功于江青，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这点。

很多当代作家都站出来批评样板戏。比如中国作家协会的荣誉头头邓友梅就说，一听到高音喇叭放样板戏，就感觉像鞭子抽在身上一样难受。宁夏作家协会的老大张贤亮，还有中国文联的资深成员冯骥才，也都加入了批评样板戏的阵营。就连写了样板戏《沙家浜》的汪曾祺，在某些时候也说了些心里话，其实并不赞同样板戏。等到江青倒台后，汪曾祺还因为这事儿被查了，看他有没有跟江青那帮人一起搞反革命。汪曾祺没办法，只能这么评价样板戏：“没啥好说的，错大了。”

邓友梅跟演《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刘长瑜，俩人聊了段挺有意思的话：邓友梅说：“长瑜啊，你演那李铁梅，真是活灵活现的。”刘长瑜笑了笑：“邓老师，您过奖了。我那都是照着剧本演，尽量贴近人物。”邓友梅摇了摇头：“不不不，你的表演有灵气，把李铁梅的坚韧和勇敢都演出来了。”刘长瑜谦虚地说：“这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导演、编剧还有剧组的每一位都帮了我很多。”邓友梅感叹道：“是啊，一部好戏，离不开每一个人的付出。但你的表现，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刘长瑜微微点头：“邓老师，能得到您的认可，我真的很开心。以后还得继续努力，演更多的好角色。”这段对话，就这么简单直接，却让人感受到了两位艺术家之间的真诚和谦逊。

邓友梅说，他看待京剧“样板戏”可不仅仅是从艺术的角度。原本的那些戏其实挺不错的，但江青一改，就带上了一股帮派的味道。我个人不太赞成老演这些“样板戏”。今年的春节文艺晚会挺不错的，不过有些人一听到电子音乐伴奏的“样板戏”，立马就把电视给关了。

刘长瑜回应说：“《红灯记》在艺术上绝对是拿得出手的。江青插手的时候，就只会挑些小毛病，比如我的头绳颜色不够鲜艳，窗帘得怎么卷起来才好看，补丁要怎么补才自然……她总是说我演李铁梅的时候缺乏阶级情感。江青要求的那种激情，简直超出了人的承受范围，我那几年唱得都快崩溃了，幸好嗓子还撑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