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委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元帅中的刘伯承、大将中的粟裕、上将中的萧克都受影响颇深，从此基本退居二线。

这里面刘帅反应最迅速，得知情况不对后立即做检讨，并且是不顾病体当众检讨，这让他很快过关；而萧克最硬气，撑了几个月都不认为自己有错，哪怕最后一次会议都只是说“基本同意”。

粟裕则属于折中，虽然也很快表态，但一直被认为没有落到实处，关于他的会议一直反反复复开了8次，最终还是主席隐隐保护才让风波平息。背后原因真是错综复杂。

批粟的相关会议，有七位元帅都出席过，奇怪的是其中三位做到了一言不发。他们分别是谁？为何要如此呢？

1958年1月，由于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引起了教员的警惕，特在南宁会议上要求军队吸取教训。同年4月的武昌会议，教员再次发出号召要教育军队。

鉴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出现裂缝，中央高层看到这些前车之鉴，都认为削弱苏联影响一事迫在眉睫，故军委先于5月24日召开小型会议，让各军事单位和部门的负责人提提意见、总结反思。

然而在会议上有人突然翻出粟裕1957年访苏忽略外交纪律之事，这让粟裕瞬间受到多人批评。

说起来这件一年前的往事粟裕也是无心之举，当初两国关系很好，中央派遣了很多代表团前去苏联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粟裕是军事代表团成员之一。

期间两国安排了一次对等交流，粟裕跟苏联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沟通时，表示新中国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能有太多重叠之处，导致容易犯错、精力被分散。

说完这些后，粟裕向索科洛夫斯基询问苏联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是如何分工的，并希望获得一份资料来参考借鉴。

外交无小事，这种涉及到核心部门的材料收赠，必须要经过中央许可且事先沟通才能进行。粟裕绕过了这些环节，客观来讲是有些不恰当。在外人面前隐隐抱怨，更让一些同行者觉得冒失。

而在1958年中央决定削弱苏联影响之际，此事能让人拿出来说道的地方就太多了，粟裕只好做出检讨，奈何一直没通过。

既然小范围无法解决，那就多拉点人。6月上旬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全军军以上和部分师级单位主要领导干部1400余人奉命参与。

人数增多的同时，话题也在不断“深入”，只要能被用来攻击的往事都被挖出。

因为主持军委的彭老总、负责国防尖端科技的聂帅、三野的老首长陈老总是攻击的主力，部分人迫于压力只能附和，一时间粟裕的处境非常艰难。

关键时刻，是毛主席找到萧劲光询问对粟裕的看法，随后说出一句带有保护意味的话，才让粟裕的事落地。只不过粟裕在此之后就卸任总参谋长，转到军事科学院任职。

这种级别的会议，其实也只有元帅及中央的首长们说话才有影响力，当时除了上述三帅持批评态度外，朱、徐两帅正在休养，刘帅同病相怜，叶帅是帮助粟裕说话，林、贺、罗是一言不发。

在那样的环境下，其实不发言也是一种表态。他们之所以如此，理由各不相同。

林是有几分惺惺相惜，作为解放战争最为耀眼的“双子星”，两人虽不在同一战场，但经常会看对方的战报，林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过粟裕，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

自从抗战被误伤后，林的身体一直没有彻底康复，他不想去批，就以此为由说过：我身体不是很好，后面就不过来了。算是表达自己不满的态度。

后来事情落下帷幕，林还专门找到粟裕开导，包括在运动时期，林见粟裕心中苦闷也让他去军队走走。彼此军事方面的突出成就，让两人的感情非常特殊。

贺老总是重情义的性子，他也是非常欣赏粟裕这个湖南老乡。开国大典前，毛主席领衔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身后跟着四个人，分别是朱德、贺龙、粟裕、刘伯承。

后来，贺龙回忆起这件事时，还对工作人员说，我们湘西出人才喽。这里的人才指的就是粟裕。作为一个豪爽的人，贺老总不认为粟裕做的事情会严重到这种程度，因此就保持沉默。

倒是王必成在为粟裕说话时，贺老总称赞了一句：王必成此人可交，可深交。能有这个态度，可见他对此事的想法。

罗帅极为厚道，一向不喜欢整人，即便别人犯错他也愿意给机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辽沈战役时的段苏权，丢了阵地，罗帅还是让他继续代表，一番勉励后扫除其颓废。

批粟会议上，四野另一位首长没有发表意见，他也就不好说话，干脆不说。

并且他跟粟裕的私交也很好，都是湖南老乡，一个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个担任总参谋长，工作中交集很多。在会议结束前，两人还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里，罗荣桓住前院，粟裕住后院，两家来往非常多。

于公于私，罗帅都没有想过去批评。

也是好在这几位元帅没有发言，否则真的阻力会更大，届时回旋的余地就更小了。当然，粟裕平时为人低调，也是过关的一大保障，只可惜，在年富力强离开一线，对军队、对他自己都是种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