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4年年末，周恩来总理专程前往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详细汇报了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返回北京后，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政府计划实施一项特赦政策，首要任务是释放战俘，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同时，也着手处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拘留或监视的干部问题，力求迅速解决这些内部矛盾。
周恩来总理多年以来一直采取各种措施，确保老干部们的安全。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影响力，为这些老同志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周总理通过灵活的策略和谨慎的行动，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老干部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他深知这些老同志的重要性，因此不遗余力地维护他们的权益。周总理的这番努力，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和同志们的深厚情谊。他的做法既务实又富有远见，为保护老干部群体发挥了关键作用。
【周总理保护老干部的一着棋】
1971年1月，周恩来会见了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领导，直接安排了一项秘密工作：将一批老干部转移到该院接受治疗，实质上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
1975年12月，北京阜外医院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卫戍区的特殊文件，里面包含了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的三份重要材料，涉及黄克诚、吕正操和刘澜波三位人士。12月12日当天，黄克诚被紧急送至医院，入院后立即化名为"王宣"，并被安排在一号病房进行特殊治疗。
20日那天，吕正操和刘澜波被送进了医院。为了隐藏身份，他们分别用了“李雷”和“刘菲”这两个化名。
卫戍区的官兵们全天候轮流值守，严密防范各类突发情况，切实保障区域内的安全稳定。战士们不分昼夜地执行警戒任务，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确保辖区内的平安无虞。通过严格的岗哨布防和定期的巡逻检查，他们有效维护了区域内的治安秩序，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1972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到徐冰病情加重的消息，迅速安排他前往阜外医院接受救治。医生诊断后指出，徐冰的身体状况极为糟糕，且已多日未进食，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那天，徐冰被紧急送往急诊室，医护人员迅速展开救治。到了晚上，医院接到周总理亲自来电，指示要全力治疗徐冰，并要求随时汇报他的病情进展。经过医疗团队的不懈努力，徐冰的状况逐渐有了起色。
仅仅过了两天，徐冰便不幸离世。
1973年3月，周总理收到卫戍区的消息，得知雷英夫健康状况不佳。当时，雷英夫因特殊历史原因被拘禁于北京卫戍区，他曾是周总理和叶帅的军事秘书。
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派遣部队护送雷英夫前往阜外医院进行救治。
他回忆道，健康状况的转机始于住院治疗，而当时唯一有权批准他入院的正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深受人民爱戴，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
那年春天，伍修权的子女得知他患病后，一起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恳请尽快安排对伍修权的治疗。
周总理立即安排伍修权前往阜外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期间，伍修权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明显好转。不过，他在医院里被严格隔离，不能与外界接触，也不能使用真实姓名。
当时，医生为伍修权取了个临时假名。伍修权提到，医护人员对他非常友好，这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嘱咐。
根据历史记录，在1972年至1974年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下，多位同志先后入院接受治疗，其中包括李井泉、罗瑞卿、林枫、黄新廷、徐冰、周荣鑫和伍修权等人。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总理多次对阜外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的工作表示认可和赞赏。他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努力和贡献，对他们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总理的鼓励不仅是对阜外医院团队的肯定，也为他们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提供了动力。他的支持体现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激励着阜外医院全体人员不断追求卓越。
1973年3月4日，李先念前往阜外医院进行健康检查。在听取院方的工作汇报后，他针对医院的具体事务提出了若干指导意见。临别时，李先念对医务人员的工作表示肯定，并强调："你们的工作做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毛主席下令放人】
1974年年底，毛泽东提出要处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或受到监视的干部问题。
过去，特定项目的管理被划分为三个独立部门。第一部门由汪东兴主导；第二部门的领导权落在黄永胜和吴法宪手中；而谢富治则掌管第三部门。这种分工确保了每个办公室都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各自负责不同的任务和决策。
“林彪事件”发生后，原本负责处理特定案件的“二办”被撤销，其管辖的各项任务随即移交给了“一办”和“三办”继续处理。
毛主席指示，负责过相关案件的人员不应参与此次任务，应由未涉足此事的人员处理。对此，周总理建议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由汪东兴负责，纪登奎、华国锋和吴德协助执行。
毛泽东主席已经审阅了29份关于干部平反的文件。周恩来总理强调，必须加快处理这些事务，不能事事都依赖主席亲自审批。
后来，吴德注意到一些关键人物消失了，但他不再深究。每次询问后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所以他干脆不再过问。
吴德最为忧虑的核心问题在于“四人帮”可能设置的障碍。
【“四人帮”对解放老干部横加阻扰】
1974年，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主要议题是审议一批老干部的平反问题。尽管会议多次召开，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四人帮”经常在讨论中无理取闹，总是抓住某些问题说模糊不清，或者要求重新调查另一些问题。会议往往持续到深夜，甚至到了凌晨，双方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争论不休。
叶帅对此事非常生气。有一次，他提前离开了会议，还留下了一首讽刺诗。诗的内容如下：
“骡子一头接一头，过桥实在不容易，多亏了赶骡的人，带着它们上前线。”
那些重新获得自由的老干部，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因此，叶帅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说：“感谢那些帮助我们的人。”
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提出要对“六十一个叛徒”案件进行重新审查。
作为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吴德完全有资格对此发表看法。
1936年，吴德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负责地下党工作。由于他掌握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向与会人员详细汇报了相关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急需大量干部投入战斗。然而，随着日军步步紧逼，华北地区面临沦陷的危机。此时，被关押在北平监狱的我党干部处境十分危险，随时可能遭到敌人杀害。北方局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同意这些干部按照国民党当局规定的程序办理出狱手续，以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这些行动中，还有在报刊上公开刊登反对共产党的言论。
那时，北方局的柯庆施来到吴德家中，向他以及北京市委书记李葆华传达了中央的最新决策。
随后，柯庆施通过关系联系了监狱方面。当狱中的同志们得知这一消息时，他们最初的反应是怀疑，认为这可能是敌人的圈套，因此坚决拒绝出狱。
经过多次协调和努力，这批人员陆续获释，随后由北方局负责他们的工作分配。
吴德汇报完情况后，江青瞬间脸色大变，厉声质问他：“你这是要为叛徒平反吗？”
江青的突然发难让会议进程完全失控，邓小平的发言不得不中断。这一意外状况使得原本有序的讨论无法继续进行，整个会议陷入混乱之中。邓小平被迫停止讲话，等待局面稳定后再作打算。江青的行为严重干扰了会议的正常进行，给邓小平的工作造成了直接阻碍。
在处理老干部复职问题的过程中，"四人帮"频繁干预，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工作进展。面对这种复杂局面，要在短短三个月内彻底解决所有问题，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这些反对势力不断制造障碍，使得调查和落实工作变得更加棘手，短时间内完成既定目标并非易事。
吴德向周总理汇报了情况，请求他的指示。周总理经过一番考虑，与吴德、纪登奎、华国锋一起讨论后，最终确定了两个基本原则。
对于毛主席亲自批示、中央已作出决定并正式下发文件的事项，在处理时需谨慎对待，暂时不进行复查。但应先将相关人员释放，之后再重新审议相关决定。
在仅有口供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应采信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诉，无需进一步追究。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处理众多干部面临的难题。
【周总理与吴德一起，同“四人帮”做斗争】
在落实老干部平反政策时，有一个人是最后一批得到处理的。这就是关于马明方涉及"新疆叛变"的那桩案件。
于桑在查阅历史档案时，发现了新疆军阀盛世才对马明方等人审讯的原始记录。这些敌方文件清晰地显示，马明方及其同伴在面对敌人时，表现得极其坚定，毫不屈服，展现了崇高的气节。
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马明方并非叛徒，而是一位忠诚可靠的革命同志。通过详细考察其生平事迹和革命经历，我们能够确认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一边，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马明方的实际行动和历史表现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优秀党员。这些客观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关于他是叛徒的不实指控，还原了他作为革命战士的真实形象。
吴德向周恩来汇报了调查结果后，周总理迅速做出指示，要求立即纠正错误，恢复相关人员名誉。
马明方获得平反时，已经不在人世了。
在这期间，“四人帮”出来捣乱。特别是张春桥，他让吴德等人起草一份具体说明政策边界的文件。
吴德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情况。尽管身体欠佳，周总理仍提出了具体建议。他指示，可以参照毛泽东主席此前批示的29个典型案例，并结合主席关于解放干部的讲话内容，将其整理成正式的文件规定。
如此一来，旁人就无话可说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吴德等人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报告撰写工作。1975年3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的吴庆彤通过电话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周恩来对吴德等人提交的报告表示认可并予以批准。
然而，“四人帮”并未就此罢休，继续寻找机会发难。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再次挑起事端。面对这一局面，吴德明确指出，这份文件是根据毛主席批示的诸多案例整理而成。此言一出，“四人帮”顿时哑口无言，无法再继续纠缠。
随后，整理完毕的报告被递交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指示汪东兴进行批示，但汪东兴婉拒了这一任务，强调只有毛主席本人才能做出批示。
毛主席在听取汪东兴的建议后，不仅详细审阅了相关报告，还特别要求查看涉及案件的具体人员名单。得知这一消息后，吴德等人感到极为振奋。
周总理在完成名单整理后，首先将一份递交给毛主席审阅，随后再将副本分发给政治局的各位成员。
3月8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吴德等人的汇报后，批准了相关建议。此次行动中，共有350多名干部被释放，加上涉及的其他专案人员，总计有六七百人重获自由。
【周总理为解放干部想的长远】
在毛泽东主席作出指示后，周恩来总理随即与吴德等人进行了沟通。他明确指出，解放后的人员安置不应全部集中在北京。对于身体不适的同志，应当妥善安排医疗救治；而普通的干部则应分散调配至全国各个地区。
周总理指示，召集各省代表开会，安排他们接收这些干部。
吴德当时对此事感到困惑。他无法理解为何一些在北京有家庭的干部会被调派到外地工作。
吴德最终领悟到，周总理采取这一举措，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刚获释的同志免遭“四人帮”的进一步伤害。显然，周总理在处理问题时展现了深远的眼光。
在这场与“四人帮”的较量中，周总理展现了非凡的策略智慧。他主张首先释放相关人员，随后再进行审查，而非先审查后释放。这种做法的明智之处在于，如果采取相反的顺序，“四人帮”很可能会利用各种借口拖延释放时间，从而阻碍整个进程。
随着干部们的重新分配，他们纷纷前往新的工作岗位。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作出了重要决策，宣布撤销各类专案机构。这一举措标志着相关工作的调整与结束，为后续的行政改革奠定了基础。
从那时起，吴德就不再参与具体的文件审阅工作。只有汪东兴偶尔会送来需要批示的文件，吴德在这些文件上简单圈阅，表示已阅。
以周扬为例，吴德最初计划安排他在当天公开亮相。此前，周扬一直处于北京卫戍区的监管之下。
江青在担任文化系统专案组负责人期间，对文化界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周扬便是其中一位被整肃的重要人物。对周扬的抓捕和监禁，均是在江青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
吴德等人打算释放这些人，这一举动无疑触动了江青的敏感神经。因此，江青紧追不舍地质问吴德：“周扬是否存在问题？”
吴德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直接向江青表明，周扬的情况是清白的。
江青指出，周扬的人际网络较为广泛。对此，吴德回应道，周扬曾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若缺乏多样化的社会联系作为掩护，其任务执行将面临巨大挑战。
江青再次提出异议，声称周扬是文艺界负面势力的核心代表，认为其相关情况尚未彻底查明，不宜轻易释放。她强调，对于周扬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调查，不能匆忙做出决定。
毛泽东在审阅该文件时作出指示，认为这属于群众内部的矛盾问题，相关人员的薪资应当正常发放。
1975年国庆节前，吴德特意通知吴庆彤，让他在参加国宴的人员名单中，把周扬的名字加进去。
政治局在讨论名单时，吴庆彤介绍了周扬的相关情况。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随后询问在场人员对此有何看法。
主要是在询问“四人帮”的看法。然而，等待了很长时间，“四人帮”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最终，邓小平决定不让周扬参与。之后，周恩来与邓小平沟通，表示周扬应当出席。
在动荡的时期，周恩来总理为解救被关押的老干部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严格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全力以赴地处理这一棘手问题。周总理以坚定的态度执行任务，尽己所能确保事情得到妥善解决。面对复杂局面，他运用智慧和策略，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功完成了这项重要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