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末，台湾一间不大的法庭里，一场特殊的审判正在上演。

被告席上，一位满头白发、脊背挺直的老人面对法官的责问羞辱，久久沉默。

片刻后，他忽然眼含热泪、声音颤抖却铿锵有力地说出一句话：

“我曾歼灭十万日军！”

一句话，让全场哗然，这位老人是谁？为何曾歼灭10万日军的他沦落至此？

1993年8月21日，台北法院某间法庭，正在审判一桩房租纠纷案件。

被告席上的老人没有律师陪同，也没有家人搀扶，只是一人独自来应对这场官司。

法官的表情冷淡而疏离，他翻阅着文件，声音冷硬地问道：

“你知道你已经拖欠了三个月的房租吗？”

老人微微点头，身旁旁听席上窃窃私语声渐起，有人窃笑，有人摇头，有人不耐烦地看表。

“你为何不交租金？”法官的语气愈发严厉。

老人缓缓抬起头，看着法官，声音颤抖着说道：

“因为我……已经付不起了。”

法官皱眉：“你为何不提前申请？为何不搬走？你知法犯法，该当何罪？”

话音刚落，一道低沉却激昂的怒吼猛然划破沉寂的空气，如雷贯耳——

“我曾歼灭十万日军！”

全场一片寂静，所有的目光在那一瞬间都聚焦在老人身上，有人悄悄低声议论：

“他说什么？十万日军？”

老人挺起了胸膛，眼里噙着泪光，再次开口，声音沙哑却坚定：

“你们，可知我是谁？”

法官愣了一下，翻动文件的手微微一滞，观众席上，有人终于认出了这个名字，低声道：

“那是……薛岳将军？”

一阵低语传来，记者们飞快地掏出笔和本子，闪光灯开始跳动，原本毫无关注度的庭审，突然成了焦点。

媒体次日头版写道：

“抗战老将薛岳，被台湾银行告上法庭，只因拖欠房租三个月。”

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这一天，一个沉睡已久的名字重新唤起人们的记忆——薛岳，中国抗战史上歼敌最多的国军将领。

1939年秋，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三个年头，日本陆军部下达密令：

“三个月内攻占长沙，以图南下全胜。”

他们将长沙视为进攻中国南部的桥头堡，更将此战，定为“吞并全中国”的决定性一役。

而迎战这场恶战的，正是薛岳，当时，长沙一带的国军兵力不过18万人，而日军却调集了超过10万人的正规部队，还配备百余架飞机、重炮、坦克。

敌我力量悬殊，形势紧迫，但面对蒋介石“可考虑放弃长沙”的暗示，薛岳却斩钉截铁地回答：

“将已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此战如若失守湖南，国家将无立锥之地。”

薛岳利用湘北复杂地形与山川天然屏障，安排部队假意溃败、节节撤退，引诱日军深入长沙外围，再突然从左右两翼发起围剿，让敌军陷入瓮中，不得脱身。

他命令部队炸毁铁路、公路，阻断敌人后援；又派情报小组潜入敌后，扰乱补给线。

1939年9月17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大举南下，步步紧逼，而薛岳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前线部队先以顽强抵抗拖延敌军进攻节奏，再按计划装作不敌溃退。

日军果然上当，误以为长沙已失守，疯狂追击，却不知，这一切都是薛岳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请君入瓮”。

10月初，敌军大部深入长沙外围山区，士兵们行军疲惫、通讯脱节、补给断裂，却仍不觉异样。

直到天亮的一刻，四面山头忽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埋伏的国军如猛虎下山，一举将敌军包围于山谷中。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三日，最终，日军被迫后撤，伤亡惨重，薛岳带领的第九战区部队取得辉煌胜利，歼敌四万余人。

这是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上，极为罕见的一次大捷，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士气。

两年后，1941年9月，日军为一雪前耻，调集12万兵力，再次发起对长沙的猛攻。

薛岳预感到日军必不甘失败，早已下令重建战区防线，修复伏击点，整合游击兵力。

这一次，日军吸取教训，改变了战法，他们抓来大量劳工，秘密修建通往长沙的补给线，甚至配备流动兵站以保障后勤。

但薛岳早已识破，他故技重施，再一次假装溃不成军，迷惑了日军，当日军推进至汨罗江一线时，前方探子传回的信息是：

“国军防线已动摇，长沙空虚。”

于是日军主力部队迅速调转方向，企图以闪击战速战速决，不料刚入长沙外围，国军突起反攻。

薛岳亲临前线，指挥千人部队穿插包抄，日军被围困在沼泽地带，进退不得，一个月后，敌军再次败退，损失1.7万人。

战事至此，本应有所收敛，但日军仍不死心，1941年12月19日，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

彼时的薛岳已调动多次，兵力日渐紧张，他将部队化整为零，以小股抵抗和巷战战术对敌。

敌人一度攻入长沙城区，薛岳当即下达死命令：

“全军巷战死守长沙，重伤不退，一寸不让！”

最终，靠着一批又一批不怕死的将士浴血奋战，在岳麓山、橘子洲一带形成天然防线，成功将日军围困于城市中央。

随后一举出击，将敌军击溃，歼敌5.69万人，彻底挫败了日军的“长沙战略”。

三次长沙会战，敌人投入数十万人兵力，最终铩羽而归，日军司令冈村宁次私下感慨：

“撼山易，撼薛将军难。”

此时谁也不曾想到，这位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歼敌10万人的薛岳将军，会在97岁时因为交不起房租被告上法庭。

1970年代，台湾逐渐进入现代化，街头巷尾的水泥楼房取代了旧时砖瓦屋，工厂的烟囱拔地而起，高楼耸立。

而在台北市郊的一处不起眼老社区内，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独自生活，身穿洗得泛白的旧式西装，出门拄着一根竹制拐杖，步伐缓慢却依旧挺直。

他就是薛岳，那个曾在长沙血战三场，令日军魂飞魄散的“战神”。

那个年代，台湾的政治中心早已不属于他，蒋介石晚年对非黄埔嫡系将领愈发疏离，曾与他政见不同、风格不合的薛岳，逐渐被冷落。

原本分配给他的将军级待遇逐年缩减，最后干脆“因财政压力”名义取消了生活补助，连退休金都一度被拖欠。

他的房屋产权也不再属于他，每月需缴纳固定租金，一位曾在抗战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晚年却要靠儿孙接济与朋友救济维持生计。

他不愿向人开口，也不愿接受同袍“老同学会”定期寄来的补贴，认为那是“施舍”。

朋友来访时，他依旧谈笑风生，从不诉苦，但邻居们都知道，这位老将军日子过得紧巴巴，每次缴房租时总是拖到最后几天。

直到那封法院传票寄来，薛岳才意识到，自己连最后的容身之处也被逼至绝境。

原来房屋归属单位早已变更为台湾银行名下，而银行方面不再承认旧时“战功住房”优惠政策，视其为普通住户，要求其全额补缴“欠租”与“滞纳金”。

三个月未交后，银行依法提起诉讼，申请法院强制驱逐程序，于是，便有了1993年那场震动台湾的“老将军欠租案”。

那天早晨，薛岳没有通知任何家人，也没有请人陪同，只身一人打车去了法庭。

新闻见报后，舆论哗然，《联合报》、《自由时报》、《中国时报》头版纷纷刊登：

“长沙之虎，晚年遭逐”、

“昔日将军，今为房租怒吼”。

上百封读者来信涌入报社，不少市民自发到台湾银行抗议，甚至有老兵集体前往薛岳住处鞠躬敬礼。

有人捐款，有人提议为他建“老兵纪念馆”，有人联系军方要求恢复将军待遇。

但薛岳一概谢绝，他在媒体前淡然地说：

“我是将军，不是乞丐。”

台湾“退辅会”在巨大舆论压力下，被迫恢复了他的补贴待遇，并为其安排搬迁至“荣民之家”。

但薛岳最终没有离开那栋老楼，他坚持“人不能被赶出去，也不能靠施舍活着”。

于是，官司继续打，但在持续三年后，他还是败诉了，那一年冬天，他因长期营养不良和旧伤复发住进台北荣总医院。

1998年5月3日凌晨，薛岳因器官衰竭病逝，享年102岁，他去世的那天，台湾各大媒体罕见地统一口径，齐呼：

“民族脊梁，长眠不朽。”

在他遗体送往二殡途中，曾有人发现，他生前住处的阳台上，还放着那张旧藤椅，只是已经积满尘灰。

椅背上挂着一顶褪色的军帽，帽檐朝着北方，望向长沙的方向，或许那是他心底真正的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