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著名的盗墓者孙殿英被拘留在豫北的看守所里。那时，他的精神状态非常糟糕，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
正巧，一位解放军军官从门前走过，那张脸让他觉得特别熟悉。他瞬间精神一振，心里涌起一股期待，立马打算上前搭话。
没想到这么做不仅没捞到任何便宜，还给自己惹上了麻烦。
孙殿英，生于1889年，老家在河南永城。他出身穷苦，和张作霖、张宗昌一样，都是从小在苦日子里打滚。不过，这几位都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人，骨子里都带着一股子叛逆劲儿。孙殿英也不例外，从小就敢闯敢拼，不走寻常路。
臭味相投，蛇鼠一窝，他身边围绕的尽是一些地痞流氓，专门为非作歹。
民间有句老话，“河南多草寇，山东多悍匪”，讲的都是绿林好汉。民国那会儿，豫南一带土匪横行，孙殿英就是其中一霸。他占山为王，干尽了坏事，不仅抢劫民财，还倒卖毒品，祸害一方。
孙殿英身材魁梧，胆识过人，为人仗义，颇具领导才能。到1922年时，他已聚集了两千多人，自封为“豫东王”。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此，仍想继续扩充势力，梦想有朝一日能登基称帝，坐上龙椅。
孙的招募口号毫不拐弯抹角：“跟着我混！想抢皇帝的宝贝就抢，想睡贵妃就睡，出了事我孙某顶着！”这种毫无遮掩的宣传正好迎合了那些无法无天之徒的胃口，迅速吸引了大批社会渣滓前来投奔。这种赤裸裸的承诺，对于那些早已丧失道德底线的土匪来说，无疑是最具诱惑力的招募令。
然而，那时候已经是民国时期，像他这样一个没有文化、出身土匪的人，既没有北洋军阀的背景，又身处高手林立的中原地区，想要发展势力几乎不可能。为了生存，他只能四处寻找靠山，频繁更换依附的对象，最终落得个“倒戈将军”的名声。
冯某常被称为“倒戈将军”，但实际上，孙殿英的倒戈次数同样频繁。
1913年，他加入了土匪头子张治公的团伙。第二年，他转投镇嵩军，成为张明的手下。到了1922年，他跟随豫西镇守使丁香玲，成为其部下。三年后，他升任阚玉昆麾下的旅长。同年秋季，他前往山东，投奔了外号“狗肉将军”的张宗昌。
1927年，北伐军击败了张宗昌，孙殿英见状立即向蒋介石示好，转而投靠了他。然而，当中原大战爆发后，孙殿英观察到反蒋势力逐渐占据优势，便迅速与冯玉祥和阎锡山取得联系，加入了反蒋阵营。
冯玉祥为了拉拢他，直接给了他两个重要职位：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和安徽省主席。
此后，他察觉到冯玉祥和阎锡山难成大器，便从张学良那里收了一大笔资金，接下了“东北军41军军长”的任命，转身对冯、阎二人进行了致命一击。
在九一八事件之后，军阀孙殿英对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强烈不满，最终选择与其断绝关系。孙殿英以其强硬的手段和行动著称，对张学良的消极态度极为鄙视，因此决定不再与其合作。这一决裂标志着两人在政治和军事立场上的彻底分歧。
1933年初，当日军入侵热河之际，他确实带着自己的部队投身到抗日战斗中，参与了一次阻击战，这场战斗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挽回了声誉。
军阀的根基在于军队，没有军队他们连普通农民都不如。抗日战争必然会消耗兵力，孙殿英也不会不顾一切地投入战斗。他在打了一场虽败犹荣的战役后，便选择了撤退。
蒋介石不计较过去的矛盾，再次邀请孙殿英任职，委派他担任青海西区屯垦督办。1934年春天，孙殿英前往青海赴任，却遭到西北四马的联合攻击，最终大败而归。两年后，也就是1936年2月，孙殿英转而投奔抗日将领宋哲元，并出任察北保安司令一职。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蒋介石任命他为晋察游击司令兼新编第五军军长，隶属于第24集团军，直接受庞炳勋指挥。
1943年4月，日军逼近太行山一带，孙殿英在河南林县选择投降，背弃了国家和民族，转而效忠于日军，成为了一名叛国者。
孙殿英为人处世极为世故，投靠日伪后，始终将保存自身实力作为首要目标。他表面上接受日军的装备和补给，但在实际作战中，无论面对八路军还是国民党军队，都只是虚张声势，缺乏实际行动，表现出明显的敷衍态度。
在日军施压的危急时刻，孙殿英采取了极端手段，杀害无辜百姓，用他们的头颅冒充战功以应付上级。面对孙殿英的狡猾行径，日军也束手无策。随着日本战败，孙殿英迅速转变身份，将自己包装成所谓“曲线救国”的“英雄”。
总的来说，孙殿英在民国时期反复叛变，创下了那个时代最高纪录。但他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频繁改换阵营，而是那次轰动一时的盗墓事件。
1928年夏天，他的部下在河北遵化县干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他们挖开了清东陵，把葬在那里的慈禧太后的墓给掘了。
传闻中，那位老妇人的遗体在被孙的部下亵渎时仍保持着惊人的完整状态……这一行径激起了全球范围内爱新觉罗家族后代的强烈不满和深切悲痛，他们群情激愤，纷纷公开谴责。
在古代，盗墓被视为极其恶劣的行为，到了现代，挖掘他人坟墓更是遭到社会的强烈谴责。孙殿英因此卷入舆论风暴，声名狼藉。
孙殿英为何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有传言称，起因在于他父亲在河南与清朝皇族发生冲突，结果被冤杀。另一种说法则是，蒋介石未向他提供军饷，导致他陷入困境，为了筹集军费，才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
关于第一种观点，目前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持其真实性。至于第二种说法，则完全站不住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这个目不识丁的强盗行事毫无原则，胆大妄为，纯粹为了牟利而肆意妄为，做出了一系列荒谬离谱的行为。
慈禧作为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女性统治者，其奢靡的生活作风广为人知。根据史料记载，她的陵墓修建工程耗时长达14年，总耗资高达227万两白银。这位掌握最高权力的女性，在其统治期间挥霍无度，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到个人享乐之中。作为清朝末期的实际掌权者，慈禧的奢侈程度在当时可谓登峰造极，其陵墓的修建规模与耗资都反映出她极度奢华的生活方式。
根据常理推测，慈禧太后的陪葬品必然极为丰厚，绝不可能像曹操父子那样只放些日常旧衣物，必定是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孙殿英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假借军事演习的名义，炸开了慈禧和乾隆的陵墓，将里面的珍宝全部盗走。
据传，这批珍贵的宝物足足装满了20多辆卡车。仅在海关截获的清东陵文物，数量就达到了36箱之多。
孙殿英的行为引发了广泛谴责，社会各界纷纷要求严惩这个盗墓贼。为了平息事态，他不得不利用窃取的文物贿赂国民政府高层官员，最终才勉强逃过一劫。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老天爷可曾饶过谁？
1947年5月1日，孙殿英在汤阴的驻地被刘邓大军的第六纵队击败并被捕。被捕后，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奢侈的生活不复存在，现在只能吃监狱的简单食物。他过去身边围绕着一群女性，现在却孤身一人。最让他难以承受的是，他以前每日依赖的鸦片，现在瘾发作时只能痛苦地撞墙，感到生不如死。
孙殿英心里不服气，琢磨着得另寻出路。他猛地记起，自己跟共产党那边也有点关系，之前居然没想到这茬。
1937年，周恩来安排地下党员靖任秋与孙殿英接触，目的是劝说他保持中立，避免与我党发生冲突。
靖任秋来自江苏徐州，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在国民党中担任少将军衔。他与中统的高级将领交往密切，同时与孙殿英、高树勋、廖运周等人也有深厚的私人关系。
1939年夏季，蒋介石将孙殿英领导的冀察游击队整编为新五军，任命孙殿英为军长并兼任第4师师长。与此同时，靖任秋被派往该军担任副师长一职。
靖任秋在林县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促使孙殿英将八路军视为盟友，并为其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此外，孙殿英的教导大队为八路军输送了近千名军事骨干，这些学员后来成为我军的重要力量，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孙殿英被捕后，回想起过去的经历，自认为有功劳，便对看管人员喊道：“叫你们领导来见我。”
6纵的司令员韦杰刚好经过，听到喧哗声，便询问：“这里是谁在吵？”
向司令员汇报，此人是孙殿英。
“你说的孙殿英，就是那个专门盗墓的家伙吗？”
还行。
韦杰顿时来了精神，他心想这家伙偷了那么多宝贝，说不定就藏在身边。这些可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财富。
得知对方是司令员，孙殿英暗自高兴，便对韦杰说："司令员，咱们以前见过面，算是老熟人了..."
韦杰直接问道：“别扯别的，你偷的那些东西，是不是藏在司令部了？”
孙殿英一听，立刻回应：“司令，那些货物已经被海关扣押了，能处理的都处理了，该上缴的也上缴了，现在什么都没剩下。”
韦杰听完后默不作声，转身离开了。他压根不信这个老滑头的话，派兵去孙殿英的指挥所搜了一圈，啥也没找到。
不久后，他们再次发现了一条地下通道，但里面空无一物，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韦杰紧锁眉头，稍作思考后，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把墙拆了！”
士兵们破开之后，里面确实藏着一堆金银财宝。
这些珍贵的文物，最终回到了它们真正的主人——人民群众的怀抱。
孙殿英虽然做过不少恶事，但他曾是战俘，也曾参与抗日，并与我党有过合作，因此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得到了相对较好的待遇。
此时，他已年近六旬，多年的放纵生活和吸食鸦片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最终在狱中因病去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醒悟过来，对身边的医护人员坦白道：“我孙殿英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恶事倒是做尽了，实在对不住共产党。不过共产党宽宏大量，没有跟我计较，反而待我不薄，比蒋介石强多了！”
听完他的这番话，周围的人无不深受触动，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人在临终前说的话往往充满善意。
孙殿英的人生轨迹充分说明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无论善恶，最终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的经历就是这一道理的最好例证。从最初的忠诚到后来的背叛，孙殿英的每一次选择都带来了相应的后果。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选择哪条路，最终的结果都不会让人失望。善恶有报，这是不变的规律，只是时间的长短不同而已。孙殿英的一生就是这一规律的生动体现，他的每一次决定都为他带来了相应的结局，证明了这一道理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