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天津、河北等地遭遇了极端暴雨的袭击。在应对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问题看似孤立且偶然发生，但实际上却具有某种共通性和必然性。

首先是涉及邀请函的问题。据报道，多支民间救援队前往涿州，但却因为「邀请函」的问题而受阻。按照规定，外地的民间救援队在跨省救援前需要向事发地的应急管理部门获得邀请函，然后再向本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等待批准后才能出发。

支来自山西的救援队原计划前往北京支援，由于手续未办齐全，他们向当地应急管理局申请开具邀请函，但遭到婉拒。一家山东的救援队表示，他们也难以从当地应急管理局获取邀请函。江苏的猎鹰救援队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当地通讯中断，邀请函过了好几个小时才传送到救援队手上。另一位负责协助救援队与应急管理局对接的志愿者表示，涿州市应急管理局也因洪水淹没而断电，通讯信号非常差。除此之外，等待救援的市民和村民也受到邀请函问题的困扰。

这些情况凸显了在灾难应对中，救援队伍的调度和应急管理部门的协调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改进。

随着舆情不断升温，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当地设有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协调机制。首先会从全市范围内进行调配，如果不够，再向省厅报告，从全省范围内进行调配。调配原则主要是就近调配，逐级调配。河北省内的救援队伍数量也很多，他们对平时的培训考核和装备情况了如指掌。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表示不能让远道而来的外地救援队伍因救人而自身损失。2日下午，外地的民间救援队伍进入涿州，已不再需要当地相关部门的邀请函件，只需在高速公路收费站扫描二维码登记信息，免费通行。

其次是高速公路收费站排队收费的问题。据媒体报道，8月1日，由于暴雨和涿州洪水，河北省保定市白沟新城附近的居民接到紧急通知，称当地的河流可能发生决堤风险，因此要求当地自建平房、门店以及一、二层楼的居民连夜撤离该地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许多居民被迫选择连夜开车撤离。然而，由于收费站只开了两个通道，其他车道没有开，以及需要排队领卡的要求，导致大量车辆被堵在收费站。

引发舆情沸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收费站只开放有限的通道，未能及时采取快速通行措施；二是在紧急情况下，还要排队领卡，增加了车辆的滞留时间。这些措施与人们的常识相悖，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和质疑。在类似的紧急情况下，应该及时采取措施保障通畅，确保人员安全撤离，而不是增加不必要的等待时间。

针对上述问题，当地高速管理部门回应称，他们并未接到上级免费通行的通知，如果所有车辆都不拿卡上道，那么下道时会给其他收费站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而高速路口堵车的情况，是因为一些车主在上道后由于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导致大量车辆在路口堵塞，进而影响了交通的顺畅。

至于护城河争议。暴雨灾害发生后，有关“河北、天津泄洪是为了保北京”的说法在网络上开始流传。虽然许多专家已经出面辟谣解释，但官方的解释还未能说服民众。

然而，官方的解释并未平息民众的不满。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对保定市和雄安新区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的检查时发表了一句“护城河”的表述，却引发了众怒。8月1日，水利部召开海河流域性洪水防御工作专题会商会，会议要求全力抢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与拒马河交叉段险情，确保工程安全。此外，还要加强永定河左堤、白沟河左堤等重要堤防的防守，落实薄弱堤段的防御措施，确保雄安新区、北京大兴机场等重点防御对象的绝对安全。

尽管上述三起事件看似彼此孤立，但它们却共享某种共通性，这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在地方政府和基层之间表现出来，而背后却是地方政府对政策的“变通”问题。类似的事件在疫情期间也发生过不少，最近黑龙江佳木斯在小区内建方舱医院只因“钱批下来了”，这只是结构性问题的其中一个后果。

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政策上有规定，但基层实际上有自己的对策。也就是说，政策不管好坏，一旦落到地方，很难真正落实，因为中间存在许多变化和复杂情况。有人认为这本身就是改革的动力和前进的一部分。然而，近些年来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即明明政策不合理，不符合实际条件，却能够在地方得到高效贯彻。过去的所谓“变通”现象几乎消失了，而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加码的执行情况。

这种变化显示了中国社会在政策执行上的变革，政策执行更加严格和统一，这也可能导致了官僚主义和刚性执行的问题。这一情况引起了社会学家和专家的关注和思考。

这种情况的产生有两个主要原因，项飙进行了解释。首先，治理过程变得高度技术化。过去的治理主要依赖人的因素，比如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讨价还价，内部的利益分配等，这些因素在政策执行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现在由于技术化程度的提高，整个官僚体系真的变成了一个精确的机器，更加注重程序和规范性，而不是灵活地应对各种情况。

其次，地方性社会的力量变得非常弱。过去，当政策出台后，地方性社会包括官员在内有能力自行组织起来，不论是走样、打擦边球，或者抵制政策，至少在组织上有所动作。然而，现在似乎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了。地方政府不再灵活地应对政策，而官方的三令五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如果不从源头上加以解决，很可能会导致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努力本身也沦为一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这种变化使得政策执行更加刚性，导致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的加剧。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努力可能无法取得持久的成效。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技术化治理的利弊，并在地方社会中培养出更加积极的组织和应对能力，以建立更加高效和灵活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