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黄鸣鹤

1943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东线战场上，苏联红军在多地段强渡第聂伯河，试图突破德军“东方壁垒”防线，因德军反扑受阻。欧洲南线，意大利脱离法西斯阵营，英美军队困在那不勒斯山脉中与德国苦战。太平洋战场上，美国采取蛙跳战术，和日本逐岛争夺。中印缅战场，中国驻印军完成训练和装备整备，开始向缅北边境集结，准备再度打通滇缅公路，畅通中国抗战物资运输生命线。

伦敦会议成立“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

10月20日，一次特殊的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17个同盟国派代表参加，决定成立“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使命是在交战区系统地搜集、调查、提取、保存战争期间所发生的战争罪行证据，为战争结束后的战争国际法庭审判作准备。

调查委员会的成立是有国际法依据的，例如《海牙公约》规定，不得杀害或伤害已投降的战斗人员，然无论是在欧洲战场还是亚洲战场，大规模杀害或伤害战俘行为时有发生：在中国，日本军队随意杀害投降的士兵，将其作为士兵练习刺杀的活标靶，或作为“731”生化部队冻伤、细菌感染、毒气测试等实验活体的“原木”（日军文件中对活体实验对象的代称）。再比如禁止虐待战俘，战争中虐待战俘行为普遍存在，日本军队的虐俘行为尤其严重，1942年日本占领菲律宾后的巴丹死亡行军，约7.8万名美菲联军战俘被迫在高温缺水的环境下徒步120余公里，途中饥饿、毒打和随意杀害，超过1.5万战俘短时间内死亡。

此外，日本人所设立的战俘营普遍存在食物短缺、卫生条件极差的问题，导致霍乱、痢疾等疾病蔓延；强迫约6万名盟军战俘和30万东南亚劳工修筑铁路，修建著名的“桂河大桥”，大量战俘因过度劳动、饥饿非正常死亡。纳入调查范围的战争罪行还包括“杀害、虐待平民或将其驱逐为奴隶劳工”“抢劫和无故破坏城镇与村庄”“使用毒气或不必要的残忍武器”等违反国际战争法和人道主义的行为。

会议决定，“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由同盟国自行组建，有计划地开展轴心国军队、组织或个人所实施的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主义的罪行，收集整理相关物证，记录证人证言，列出应该为这些罪名承担责任的个人或组织名称等。

1943年11月1日发布的“莫斯科宣言”更是确定了“审判归属地原则”，犯下战争罪行的被告人，将被送往其罪行发生的国家，由当地人民依法审判和惩处，罪行没有特定地理位置的被告人，将由同盟国政府作出联合决定进行惩罚，这一条款为“德国纽伦堡审判”埋下伏笔。“莫斯科宣言”警告所有尚未参与暴行的人员，宣言发布后仍实施相关罪行、拒不停止者，可能被视为态度恶劣、顽冥不化。

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战争罪行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伦敦会议的，是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顾维钧代表中国作了发言，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成立该委员会的全力支持，还特别强调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严重性、持续性和广泛性，应当将远东地区的罪行调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呼吁为委员会设立一个负责远东事务的分支机构（即后来的“远东及太平洋分委员会”）。

事实上，在伦敦会议开始前的1943年6月，国民政府就开始筹备成立“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这一组织1944年2月在抗战陪都重庆正式成立，直属行政院。委员会成立后，首先确定调查的时间范围是自九一八事变至中日战争完全结束后，日本侵华对国家、人民公私财物、生命尊严的伤害（包括人口伤亡、财产破坏、文物劫掠等），特别是违反国际法及人道主义的战争罪行。

调查委员会分门别类拟定不同的调查表：《敌人罪行调查表》，用于记录日军的屠杀、伤害、强奸、虐待等个人暴行；《敌人滥炸罪行调查表》，专项调查日军对非军事区的无差别轰炸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公私财产损失调查表》，用于统计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平民家庭等的财产损失；《文物损失调查表》，专项统计被劫掠、被破坏的珍贵书籍、字画、古董、碑拓等文化财产。

调查委员会总部设在重庆，在全国各省市设立分处或办事处。抗战胜利后，调查工作与接收工作同步开展，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等大城市迅速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特别在南京，成立“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为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收集铁证、血证。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学教授。他们精通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知道如何搜集、甄别和固定证据，如何向当事人询问并记录，如何勘查现场（例如发掘集体屠杀或尸体掩埋地），委员会还聘请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医学专家（法医）以及在社会上享有声望的公正人士担任顾问，以提高调查的科学性和公信力，同时对调查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技能包括走街串巷，寻找受害者和目击者，进行访谈、登记，并整理笔录。调查人员除政府工作人员外，也吸收社会团体、学生、志愿者参加。

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所记录的日寇罪名及国人遭遇，令人悲愤，例如调查员在访问一位名叫李秀英的老人时，她已怀有身孕却被日军连刺数十刀，幸而未死，在讲述经历时数度昏厥，调查员在笔记中写下誓言：“若不能为死者伸冤，生者何安？国魂何安？”

实地勘查和挖掘集体埋尸的“万人坑”南京中华门外的普德寺，慈善团体“崇善堂”曾在此掩埋了数万具尸体。战后，调查委员会组织人员来此取证，在法医的指导下进行挖掘。当成百上千具残缺不全、堆叠交错的骸骨重见天日时，现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地狱般的景象所震撼。

这些证据后来在东京审判及其他的日本战犯战争罪行审判中，起到“铁证如山，不容狡辩”功能，用证据在法庭上说话，为这些历史性审判奠定基础。

调查工作还延伸到国境之外。根据“受害人国籍原则”，中国政府有权对国籍属中国的华侨在海外受战争迫害情况进行调查。为了调查日寇在占领东南亚期间对华人华侨犯下的罪行，调查委员会借助我国驻外使领馆、海外分支机构以及华侨社团，将调查活动延伸到了东南亚等华侨聚居区。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借口南洋华侨捐款、组织华侨回国参战（如南洋机工），对华侨开展了有计划的清除屠杀，强行向华侨社团勒索巨额“奉纳金”，系统性地没收、查封和掠夺华侨的工厂、商铺、银行存款、房产等私人财产；强征华侨民工，修建泰缅铁路（二战历史中有“死亡铁路”之称），使他们因恶劣劳动条件高比例死亡；在东南亚设立“慰安所”，强征包括华侨妇女在内的当地女性为“慰安妇”。许多调查的证据，用于在马尼拉、新加坡进行的战犯审判的法庭证据。

调查所得证据的使用

调查委员会将搜集到的海量资料进行整理、分类、翻译和审查，形成系统的罪证档案，分为“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和“违反人道原则”两大门类。同时以调查所得证据编列战犯名单，根据证据所显示罪行的严重程度，决定起诉人员名单，用于在中国进行的战犯审判的法庭证据，例如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以及进行“百人斩”的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人，都是在该委员会调查的基础上被列为战犯并最终受到审判的。

作为引渡证据使用。根据“受害人国籍原则”，犯罪行为发生在第三地，若受害者是中国国民，中国便拥有司法管辖权。根据这个原则，多名日本战犯被引渡回中国接受审判，其中最著名的是驻安达曼群岛的三名日本海军，被指控为消除罪证，临近战争结束时，将岛上750名华侨劳工骗到船上，将船驶到深海后引爆安装在船上的炸弹，并用机枪扫射逃生劳工，三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也有一些凶手逃脱了审判，如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日本投降后在印尼失踪，普遍说法是其在印尼沦陷期间掌握了大量日本罪行证据，日本宪兵队担心其战后以笔为武器揭露罪恶，将之秘密杀害，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和明确的犯罪嫌疑人，这桩罪行终无人被起诉。

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掠夺是全方位的，包括文化、文物。调查委员会非常重视该领域专项调查，组织专家清点被劫掠和损毁的文化遗产，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失踪、故宫文物的南迁与损失、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藏品损失等。可惜许多文物已经损毁在战争期间，或下落不明，例如被日本人劫掠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中国的许多古城墙、古建筑，毁于日军炮火之下。文化掠夺和破坏是国际法确认的战争罪行，但在战后审判中，没有日本战犯被专门以“文化掠夺”“破坏文物”为罪名起诉，更无人因此项罪名单独被定罪。调查的意义不仅为了追诉，也为事后追讨提供依据。例如中国文物被侵略者抢夺并隐匿，数十年后突然出现在国际文物拍卖市场上，当年的调查证据，就可能为中国政府的追讨提供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