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眉山，一男子回乡创业17年，开了个工厂，但欠银行债务1400万元，然而银行却突然将这笔债务以126万元打包转卖给4个自然债权人手中。谁知这笔债务越滚越大，5年多时间已达到了5125万元。现在这4个债权人将要求将男子的厂房拍卖掉还钱，但男子不同意，甚至质疑债务的虚高，以及债权的真实性，可债权人们却坚称获得债权的程序是合法的。 据9月16日时代周报的报道，2006年白某决定离开在外打拼多年的浙江温州，带着积蓄和梦想回到老家眉山。那几年地方政府正大力招商引资，他心想既能发展产业，又能带动家乡经济，何乐而不为？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规划在青龙园区建起一座金属制品工厂。2008年工厂拔地而起，占地30亩，一度成为当地的重点项目。工人招了200多人，其中一半是周边村里的乡亲，对于当地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就业“顶梁柱”。 可因为厂区靠近岷江，排污许可证迟迟下不来，整整拖了五年，直到2013年才批下来。后来面对资金链吃紧，他只能四处找钱。先是从天府银行贷了900万，以厂房作抵押。但2012年银行突然要求提前收回贷款，他只好勉强还上100万本金和177万利息，剩下的缺口根本填不平，最后在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的介入下，他借新还旧，才凑够了资金，1400万的新贷款成了他继续维持工厂运转的唯一办法。 按理说贷款是风险和收益的博弈，银行收息，企业发展，大家互相扶持。可到了2015年金属行业行情急转直下，原材料上涨，订单下滑，工厂营收骤降三成，几万块的月供，对白某来说越来越吃力。 经过十几次谈判，他和大连银行达成缓还协议，2018年开始每月只还1万，2019年起每季度还5万。后来他甚至主动提高到每季度6万，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就在他觉得能熬过难关的时候，2019年大连银行不良贷款率飙升至3.93%，为了压低指标，他们启动了所谓的“不良清收百日会战”。 白某的债务和另外30多家企业的债务被打包在一起，总额近6亿，却以不到一成的价格整体甩给了厦门一家资管公司。他的贷款部分，估值仅126万，还不到本金的十分之一。 这一笔“甩卖”，白某完全不知情，就这样他和银行之间的债务关系，突然被切断了。更蹊跷的是债权随后又流转到了一家名叫上海庚埠商务的合伙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100万元，却接下了上亿的不良资产。业内人士质疑：这样的资质，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短短几个月后，这家公司又把白某的债权拆出来，单独卖给了4个自然人。成交价1300万元，比银行给出的估值翻了10倍。至此白某的债务彻底脱离了正规金融体系，落入了“私人追债”的轨道。 在外界眼里，白某似乎成了一个“赖债不还”的典型。可他从2013年至2015年，陆续偿还利息319.9万元；2020年起，他更是按照法院要求，把每笔钱直接汇入彭山区法院的执行账户，累计偿还本金145万元，从未拖欠。 但如今4个自然人拿着债权合同找上门，要求他偿还的总额却高达5125万元。换句话说，光利息就飙升到了3748万元，足足是本金的两倍多。这其中的计算方式，至今没有明确解释。白某提出质疑：“利率不是当初和银行签的吗？基准利率6%，上浮35%，也就是8.1%，即便算上罚息，也不能超过24%。怎么可能涨出一个天价？” 律师们给出的意见也很直接：若利息计算超过法律规定上限，属于无效部分。更何况，自然人受让债权，本身需要提供合法的转让凭证。可是当白某向对方索要付款凭证时，得到的回答是模棱两可，要么拿不出来，要么说“合同里有”。 法院已经受理强制执行申请，但由于争议过大、凭证不全，拍卖程序迟迟没有启动。白某和他的律师团队也在极力要求，重新审计债务，厘清本金和利息的真实情况。这场纠纷一经报道，迅速点燃了舆论。 网友议论最多的有两点：一是“债务利息怎么可能涨得比本金还快”，很多人直言这里面一定存在虚高；二是“银行把债务低价甩卖出去，是否也应该对后续合理性负责？”毕竟如果银行当初能适度减免或延长周期，或许企业还能喘口气，而不是被逼到绝境。 有人担心这种低价甩卖债权的做法，会成为压垮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大面积发生，势必影响整个地方经济生态。毕竟像白某这样的企业解决了就业，还承担了纳税义务，如果因为资本运作被“围猎”，那对谁都没有好处。 些银行采取了打包甩卖，这和政策导向背道而驰，也让类似的纠纷不断上演。从1400万元到5125万元，这个数字的膨胀，本身就足够令人震惊。此事折射的不只是一个企业家的困境，更是当下民营经济发展中潜藏的制度矛盾。白某说得很直白：“我不是不还钱，但不能让我还糊涂钱。”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无数中小企业家的心声。 信息来源：时代周报2025-09-16发布：1300多万贷款被大连银行低价甩卖后，变成5000多万债务，一家川企困在债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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