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的“耻辱”——巴迪种姓“世袭”卖淫！   在尼泊尔西部农村，经常能见到十几岁的女孩裹着旧纱丽坐在村口路边，看到路过的卡车或拖拉机就默默起身，中年妇女守在临时搭起的草棚前，眼神麻木地等着能换几斤大米的客人。   这些巴迪种姓女性，从出生起就被绑在“世袭”卖淫的链条上，在这个以佛教平和、雪山纯净闻名的国家里，她们的苦难成了被刻意忽视的耻辱印记。   这种代代相传的悲剧，不是因为命运无常，而是被历史和制度牢牢钉死的结果。14世纪时，巴迪人的祖先还在印度比哈尔地区靠弹唱歌舞谋生，是能给人带来欢乐的民间艺人。   可18世纪尼泊尔统一后，种姓制度被强行加固，到1854年颁布的法典里，巴迪人被直接划为“不可接触者”。   这意味着他们不能拥有一寸土地，不能走进学校读书，甚至连挑水的水井都要和高种姓人分开用。   从那以后，巴迪男人只能靠扛石头、修山路这种最苦的零工糊口，一天赚的钱还不够买半袋面粉；女人则被逼着用身体换生存资源，这种“谋生方式”像家族手艺一样，从母亲传给女儿，再传给孙女。   在村里，巴迪人的日子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取水要走两三公里到河边，因为村里的水井被高种姓人占着，他们说“巴迪人的手碰过的水会脏”。   去集市买东西，摊主会用破报纸裹他们的东西，收的价钱比别人贵两成，还得等所有高种姓人买完才能轮到他们。   生病更是煎熬，诊所医生看到他们来，要么说“没药了”，要么直接锁门。有记录显示，2017年有位巴迪孕妇宫缩时跑了三家医院，都被门卫拦在门外，最后在路边生下孩子，婴儿没活下来。   这样的事，在巴迪社区里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却很少有人真正关注。   对巴迪女性来说，身体是唯一能换钱的“资产”。她们大多从十三四岁开始接客，客人多是跑运输的司机、附近的低种姓农民，每次能拿到的钱只够买两三斤大米。   为了养活家里的老人和没成年的孩子，有些女人一天要接四五个客人，连生理期都不敢休息。长期下来，几乎所有巴迪妇女都有妇科病，却没钱去看医生，更别说做体检。   村里的老人说，她们很少有能活过45岁的，比村里其他种姓的女人要早走十几年。而这种生活是她们的“常态”。   小女孩看着母亲接客，听着大人说“这就是你的命”，慢慢就接受了这种未来，她们中的大多数，小学没读完就会辍学回家，等着“长大懂事”后接过母亲的活计。   这些年，外界开始注意到巴迪人的困境，也有过一些改变的尝试。2005年，尼泊尔最高法院判政府必须给巴迪人发身份证，让他们的孩子能正常上学；2007年巴迪人上街抗议后，政府还承诺分土地、教手艺。   可到了实际执行时，这些承诺大多成了“空话”。   分的土地全是山坡上石头多的地，种不出庄稼，只能长些野草；国际组织来教她们做裁缝、编竹篮，可做出来的东西拿到集市上，人家一听是巴迪人做的，连看都不看。   2025年初，政府成立了专门处理种姓问题的办公室，说要严查歧视行为，可在西部农村，实际情况没什么变化。   尼泊尔青年基金会在一些村子搞了种姓平等项目，帮巴迪孩子争取上学机会，教她们学电脑、做手工。项目报告里写着，2024年有237名巴迪孩子顺利读完小学，其中32人考上了初中。   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却是过去十年里最多的一次。还有些国际组织帮巴迪妇女搞有机种植，联系城里的超市收购蔬菜，虽然赚的钱不多，但至少不用再靠接客生活，有些妇女说“现在睡觉能踏实些了”。   可这些改变太微弱，抵不过根深蒂固的偏见。在很多村子里，高种姓人家还是不让孩子和巴迪孩子一起玩，学校里老师会用粉笔画线，让巴迪学生坐在最后面。   就连医院，虽然不敢明着拒收，但给巴迪病人看病时，医生会戴两层手套，看完后还会反复洗手。这些细节里的歧视，比法律条文里的禁止规定更伤人，也更难改变。   巴迪妇女们也在悄悄努力。她们自己凑钱成立了互助小组，谁家有人生病就一起凑医药费，谁家孩子没人管就轮流照看；有些学会手艺的妇女，会把技术教给更多姐妹，希望大家能多一条路。   只是要真正打破这种“世袭”的苦难，光靠这些还不够。法律能禁止种姓歧视，却管不了人心里的偏见；政府能承诺政策，却保证不了每个村子都落实。   现在尼泊尔城市里已经很少能看到明目张胆的种姓歧视，可在西部农村，那些看不见的界线还在分割着人们的生活。   巴迪女性的苦难，像一道疤痕，刻在尼泊尔的社会里。要抹去这道疤痕，需要的不只是政策和项目，更是每个人心里对“平等”的真正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