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祝同问此人在军中还有影响吗？李仙洲答曰没有，上将次日被处决 “1935年5月12日夜，西湖畔，顾祝同放下酒杯：‘刘珍年在第21师里还压得住人吗？’李仙洲答得干脆：‘一点余威也没了。’”短短一句交谈，为一位曾雄踞胶东的上将划上了终点线，也让一出精心导演的吞并大戏尘埃落定。 时间拨回三年前。1932年10月，《韩刘停战协定》签字那天，胶东沿海的秋雨不停。韩复榘摆出一副“胜利者”姿态，却清楚自己没能彻底吃下胶东；刘珍年则在烟台指挥部反复踱步，琢磨下一条路往哪走。有人劝他固守海岸，有人主张干脆南下寻活路。最终，刘珍年选择了离开山东——这一步表面上避锋头，实际上把多年经营的地盘推到了别人脚下。 1933年初，第21师抵达浙江温州。番号虽还在，编制却被砍得只剩两旅，军费也被层层克扣。老蒋的算盘很直白：把杂牌放到自己眼皮底下，先抽骨头，再换血。一纸调令之后，刘珍年几千里外的胶东嫡系与他日渐生疏；在温州，军心又因饷银短缺而动摇。没多久，一个整营哗变。按说这种事故在军阀时代并不稀奇，可在南京眼里却是再好不过的借口。于是，师部被移往上饶河口镇，补给更差，刘珍年气得声称“抱病休养”，干脆跑到杭州。 将领离队，空出的权力真空立刻被人盯上。旅长梁立柱出身同系，原本该替上将看家，却悄悄飞往南京“走动”，连着送出去二十万大洋。梁的想法简单：只要老上级彻底倒台，自己就能转正。老蒋没拒绝这份“诚意”。1933年5月15日，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奉命把刘珍年软禁在杭州玛瑙寺，罪名是“纵兵扰民”。消息传到部队，震动却不大——因为兵们最在乎的是下一顿口粮，而口粮哪里来，全看南京的库房开不开门。 同年仲夏，李仙洲奉调入第21师。此人黄埔一期，山东籍，又在中央军磨出一身路数，正是老蒋精心挑选的“沙子”。到任伊始，李仙洲不忙指挥操课，先把每月三百大洋的特支费用在酒桌上：逢周必宴，从旅长到排长统统捞进圈子。口粮难领，却能白蹭好酒，军官们很快站到新领导一边。半年下来，师部的山东口音淡了许多，黄埔腔越来越重。 梁立柱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自觉手里缺一块最硬的令牌。于是，他把目标锁定在牢里的刘珍年——只要这位老长官还活着，哪怕隔着铁窗，也可能在兵心里翻出浪。梁再掏腰包，催着南京“尽快结案”。顾祝同等人心知肚明：梁不过冲着军位，真正想要第21师的是南京中央。既然李仙洲已经收拢军心，梁立柱作为过渡人物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道具。年尾，梁被调去庐山训练团“深造”，第21师缺口显露，李仙洲顺势顶了上来，只待一个正式任命。 再往前翻十年，刘珍年却是另外一副模样。1923年还是排长，1927年就成了旅长，升速之快，保定同学都感叹“不按部就班”。张宗昌败退时，他借收拾残局之机掌控胶东十三县，四年里扩军到三万人，粮台、税卡、县长全由自己说了算。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不仅办军官学校，还请共产党员彭雪枫、曾希圣给官兵上政治课；一边挂南京旗号，一边暗保左翼干部，手腕灵活得很。也因此，老蒋对他始终将信将疑：用得着时拉一把，时机成熟便剁掉。 1930年中原大战，韩复榘节节败退，向刘珍年求援却无人搭理。战后，韩出任山东省主席，对胶东“二虎并山”耿耿于怀，数次动武皆无结果。两人打了个两败俱伤，老蒋暗自叫好，借停火名义把中间人身份牢牢握住。一转眼，东三省丢了，外患压顶，南京暂时掐住这场内战，但对两位山东军阀都不再放心。韩复榘覆盖全鲁，暂时还得靠他挡日军；刘珍年离开海岸，自然更好下手。一边示好，一边瓦解，第21师在江苏、安徽之间被来回折腾，最终只剩壳子。 1934年2月，卫立煌兼任第21师师长的公文刚下达，马上又收到免职令，理由是“距离远，统率不便”。李仙洲走马上任的那天，芜湖江面雾气很重，新师长站在码头，看着千把枪的护旗队列出了神。排面虽小，番号很响，他心里明白：过不了多久，“21师”三个字就会换成“92军”，真正的主子只有南京。顾祝同后来回忆说，李仙洲的第一份报告里只写了两句：“补给要及时，番号无所谓。” 再看被关在玛瑙寺的刘珍年。起初他还试图上书辩解，讲自己如何苦心避战、如何严军爱民；奈何审判名单上的每个人都吃过梁立柱的银子，想翻案绝无可能。1935年初春，会审只走了形式。5月12日夜的那顿酒席，顾祝同得到肯定答复后，当场在便签上批“立即执行”。第二天清晨，满天阴云，刘珍年被押往城外，行刑队没用行礼，一声枪响，昔日“胶东王”倒在湿土里，年仅三十八岁。 三年佃户，换来一朝死结。有人说刘珍年输在“轻离海疆”，也有人认为他低估了中央吞并杂牌的决心。无论哪种解读，事实已无可更改：自此之后，山东地方军阀的最后一面旗帜也被折断，而第21师变身中央嫡系，为后来淞沪、徐蚌等大战提供了生力军。至于那些花出去的二十万大洋，梁立柱日后回想，大概也只剩一声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