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赞]这是天安门原来的样子，事实证明，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有远见的人，可惜，在郭沫若的一再建议下，最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是拆除了大部分城门...... （信源：凤凰网——梁思成心碎倾城：拆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 1949年的北京，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这座千年古都，到底是该被完整封存，做一座活的历史博物馆，还是该砸烂一个旧世界，建成一个全新的工业化首都？几乎同一时间，两份截然不同的蓝图被呈了上来，一场关乎城市灵魂的博弈，就此开始。 一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他们拿出的《梁陈方案》，不是纸上谈兵的心血来潮，背后是两人十几年的苦功。从美国学成归来，他们亲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建筑学系，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跑了十五个省、两百多个县，一笔一画测绘了两千多处古建筑。 山西五台山上那座佛光寺唐代大殿，就是梁思成找到的，一举打破了日本学者“中国已无唐代木构”的断言。正是这份跑遍山河的家底，让他对北京的规划有了底气。 《梁陈方案》的核心思路，今天看来都相当超前：把新的国家行政中心，建在古城西郊，让老北京城完完整整地保留下来。在他看来，城墙非但不是障碍，反而是宝藏。 他设想把城墙顶部改造成环城公园，墙上种满花草，墙下护城河碧波荡漾。整座古城将变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区，所能带来的长远价值，远不是几家工厂能比的。 然而，在那个急于告别“落后”、拥抱新生的年代，另一种声音显然更具号召力。新中国需要的是工业化，是生产力。毛主席就曾有过一个著名的愿望：希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是一片烟囱。这种对工业的渴望，很快就成了时代的主流。 古老的城墙、牌楼，在很多人眼里，成了必须破除的“封建枷锁”，而苏联的专家也说要将建筑拆除，这无疑是让这种思想达到了高潮。 这股思潮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当时身居要职的郭沫若，他明确提出拆除的三个理由：一是城墙如框，束缚城市交通；二是建筑年久失修，维护成本高，新中国百废待兴，无力承担；三是拆掉城墙象征与旧时代决裂。 这种选择难以简单用“无知”概括，对渴望国家迅速富强的郭沫若等知识分子而言，这是“发展优先”的时代逻辑。 当两种方案摆上台面，碰撞在所难免，结局却是一场悲剧。而当时的决定定下后，林徽因即使是拖着病体也要理论，而后还说：“你们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到时候就算花钱重修，也只是些假古董！” 可谁也拦不住推土机。当一座座牌楼和城墙在眼前轰然倒塌，一向温文尔雅的梁思成也崩溃了，他含着泪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从1954年定安门消失，到1969年内城墙基本被夷为平地，北京的城墙时代就此终结。 在那场漫长的拉锯战里，梁思成唯一的胜利，是拼尽全力保下了北海的团城。在那片巨大的废墟上，这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光点。 时间走得不快不慢，最终给出了它的答案。几十年过去，当中国不再为温饱发愁，开始回望历史与文化时，人们才发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预言，竟句句应验。 2004年，北京斥巨资在原址重建了永定门。可惜，正如林徽因所说，一座崭新锃亮的“假古董”拔地而起，它有形，却早已无神。那份历史的沧桑，随着当年的尘土，一同被埋葬了。 为了纪念梁思成的贡献，2000年，中国设立了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梁思成建筑奖”。这大概是后人能给出的最高敬意，也是一份迟到了半个世纪的道歉信。 回过头看，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对错去评判郭沫若们，他们的热情源于对国家富强的渴望，只是被时代局限了认知。这是一整个时代的悲剧。 往事无法重来，但它留下的教训却足够深刻。当发展的车轮再次与历史遗迹狭路相逢时，我们又该如何抉择，才能不让后人为我们今天的决定，发出和我们今天一样的叹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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