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最反常的一点，就是他无论写文章，还是与人交谈，但凡提到亲妈鲁瑞，都叫“鲁迅的母亲”或“他的母亲”，最客气也就“鲁老太太”四字，好像他妈不是他妈，完全就一个毫不相干的大妈。他晚年写回忆录，提到鲁瑞，照例要把自己摘开，只说“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所以有好事者揣测，周和母亲关系不好，至少内心很是不满，甚至将兄弟失和的怨念转嫁到了老母亲身上，是有道理的。 周作人提及母亲鲁瑞时，总是称“鲁迅的母亲”或“鲁老太太”，从不用“母亲”二字，仿佛与她毫无亲缘，令人费解。这种称呼贯穿他文章与交谈，甚至晚年回忆录仍如此，引发外界对其母子关系及兄弟恩怨的揣测。 绍兴周氏家族曾是书香门第，19世纪末家道中落，父亲周伯宜早逝，母亲鲁瑞独力抚养三子。鲁瑞出身会稽安桥头，鲁姓人家聚居，民风质朴。她未受正规教育，却自学识字，晚年移居北京后每日读报，关心时事，性格坚韧，年轻时放脚，不惧流言。三子中，长子周树人（鲁迅）早年赴南京、日本求学，归国后成为文坛巨匠。次子周作人随兄足迹，留学后任教北大。三子周建人依赖兄长在北京生活。鲁瑞对三子教育严格，家境艰难时，她劝说周作人接受简陋条件赴南京读书。鲁迅成名后承担家计，弟弟略显依赖。兄弟早年和睦，后因生活与思想分歧渐生嫌隙。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北京大学礼堂举办追悼会。会场肃穆，烛光摇曳，鲁迅遗像置于台上。学者名流齐聚，座椅摆放整齐。周作人作为北大教授与胞弟，身着灰色长衫，缓步登台，手持讲稿，语调平缓。他细数鲁迅整理古籍之功，提及家庭时，称“鲁迅的母亲”如何支持兄长。台下老舍端坐，双手紧握，闻此称呼，微微侧头，与身旁友人交换眼神。发言结束，周作人未提鲁迅小说与散文成就，更未言及母亲对兄弟的共同养育。会后，秋风扫过北大校园，老舍步出礼堂，低声叹息此称呼疏远。 1938年夏，北平沦陷前夕，常风先生访周作人于八道湾宅院。庭院槐树遮荫，二人对坐，桌上茶壶冒出白汽。常风劝其南迁昆明，周作人摆手拒绝，慢声说：北平每月两百元可维持生计，无需远行。他顿了顿，补充道，“鲁迅的母亲”和妻子需我照料，老三一家亦然。常风手持茶杯，愣在原地，茶香弥漫。他追问原因，周作人低头不语，仅说不愿南下。常风离开时，胡同夕阳斜照，他反复琢磨那句“鲁迅的母亲”，困惑难解。 晚年，周作人以笔名周遐寿著《鲁迅的故家》，书房内桌案堆满旧书。他提笔写下：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住会稽安桥头，居民多姓鲁。他笔锋一转，记述母亲自学看报，评论时事，坚韧放脚，面对闲言不怒。书写时，他偶尔抬头，目光扫过窗外，表情淡然。成书后，他翻阅稿件，手指轻敲书页，仍用“鲁老太太”称呼母亲。 周作人称呼母亲的习惯，或因兄弟失和而起。鲁迅与周作人早年合作，后因家庭琐事与思想分歧关系恶化。鲁瑞更亲近鲁迅，可能令周作人产生隔阂，用疏远称呼表达不满。1936年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回西三条告知母亲。鲁瑞闻讯腿软，跌坐床边，双手紧握床沿，颤声说以后靠他。周作人站在房中，叹息“我苦哉”，未多安慰，仍尽赡养之责。晚年回忆录中，他坚持此称呼，反映复杂心结，但始终履行孝道，直至母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