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继位后，他的弟弟杨谅起兵造反。杨广大惊失色，因为杨谅拥有52州之地，兵精粮足，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并州外围的压缩开始见效，隋军以围代打，断粮封路，逐步逼紧。杨谅手下不少人开始动摇，尤其是依附于他封地的地头兵、临时征召的义勇，原本是看中他的势力大，现在一看形势不对，便开始偷偷逃走。有的甚至带着兵器投奔隋军。 更有几名亲信大将上书劝降，被杨谅一怒之下处死。这样的处置让军心更浮，气氛越来越紧张。 晋阳的城门紧闭，外面的百姓不敢靠近，里面的士兵不敢出战。城中储粮本足，但连续消耗之下出现紧张，兵饷也无法及时发放。 守城士兵开始打探消息，传言四起。有人说大将杨素已经越过太行山，有人说朝廷已经下旨将杨谅逐出宗籍。 这些话都没人敢确认，但人人都信。 杨谅本想突围，一路攻至长安，逼迫朝廷承认自己的权力。但隋军设置重重关隘，沿河驻军，水路不通，陆路封锁，每一条路径都不再是路。 他召集幕僚反复商议，意见越来越分裂。有人提议西撤，有人建议继续固守。越是无计可施，越显犹豫软弱。 与此同时，隋炀帝在长安已经开始酝酿下一步：不是简单平叛，而是彻底清算。 他命令尚书省提前起草罪状文书，拟定处罚等级，着手剥夺杨谅家族的封地与封爵，甚至列出牵连人员名单。这种事不是临时决定，而是计划中早就安排的落子。朝廷内部已不再将这场政变视为“家事”，而是以“国家变乱”处理。 在这种压力下，隋军终于在并州城下亮出攻势。 他们不是直接攻城，而是采用火攻与扰阵，夜间放火，白天挑衅。晋阳守军白天清理街道，晚上扑灭城墙外的火焰，连日无眠。杨谅的部队疲于应对，却又始终不敢主动出击。战斗没有正式爆发，形势却像溃坝的水，随时可能决口。 一名负责粮仓的将领在夜间潜逃，引发守军怀疑有变，几名士兵在城头喊出“大军已破”的假消息，引得城中大乱。杨谅紧急召集部将维稳，但混乱扩散过快，很多士兵趁乱弃甲投降，几条主要街道直接被放弃。 隋军乘乱推进，一边打，一边喊“罪在主将，其余可免”。 大量杨谅部下投降，大门被打开时，杨谅已经退到内宅。几个亲信劝他换装逃走，他摇头不语。面对一纸天命和百万兵压，他终于没了动作。 不久之后，隋军占领晋阳，将杨谅押往长安。 这一次，没有公开审判，没有议政讨论，只有一纸诏书宣布：“汉王谋逆，罪当伏诛，赐死。”此令一下，所有参与叛乱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次失败的起兵，而是一场彻底的断绝。 朝廷开始彻查并州所有官员，凡曾支持杨谅者一律革职，重者入狱，轻者逐出官场。并州军队被重编，原有封地分割，由朝中派人掌控。整个晋阳被洗牌，原本属于杨谅的一切，被连根拔除。政变结束得很快，收尾却用时更长。 隋炀帝则借此机会重新梳理宗室体系，对其他宗王下达明确命令：不得私募兵、不得自设军府、不得越界巡查。表面看是稳定秩序，实则进一步剥夺宗室兵权。兄弟反叛换来的，是更严密的集中。 杨广的震惊没有持续太久，他转而表现出冷酷与果决。 他明白，兄弟之间没有缓和空间。在权力游戏里，所有亲情都可以变质，所有盟友都可能倒戈。他用一次清算，告诉整个天下：皇权之下，人人平等，哪怕是兄弟，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这场兄弟战争没有激烈战斗，没有旷日持久，却以一种极端安静的方式结束。 安静得像刀子切豆腐，没声，却见血。杨谅败了，不是输在兵力，不是输在地利，而是输在犹豫，输在不肯彻底动手。而杨广赢了，赢在先发制人，赢在干净利落，也赢在懂得狠。 整个大隋王朝，自此进入真正属于隋炀帝一个人的时代。宫廷安静了，宗室收敛了，朝堂也不再有太多争辩。可这平静之下，埋下的是更深的风暴。下一场变局，已悄悄在另一个角落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