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1899年出生，浙江诸暨县次坞镇溪埭村人。其父俞韵琴是清末秀才，但家境贫寒。俞秀松受到来自父亲的正统启蒙教育，稚嫩的心灵上烙下了忧国忧民的印痕。他勤奋苦学，渴望成人后能够寻求一条解民于倒悬的良策，报国安邦。
1916年，俞秀松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眼界大开，思想激进，追求进步。
1919年12月，俞秀松来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刚到不久，他自动“改名换服”去上海厚生铁厂上班。在厂里，他办起了工人夜校和职工俱乐部，一边传播马列主义，一边讲授文化知识。尽管每天上班需要步行几里路，依然乐此不疲，他因此成为我党最早在工人群体中用马列主义指导工人运动的一员。
1920年5月，他参加了陈独秀、陈望道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与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等人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党纲的起草工作。当共产国际东方局海参崴办事处特派代表维经斯基偕翻译杨明斋来沪帮助建党时，俞秀松义不容辞地做起了维经斯基的助手。
党组织建立后，全国许多进步青年纷纷来到上海找《新青年》杂志社。俞秀松受党组织委派负责青年团的筹建工作。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S.Y.）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成立，俞秀松任书记，团员有20余人。陈独秀等人，都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
根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决定，俞秀松等人租用渔阳里6号楼房一幢，办起了“上海外国语学社”，俞秀松兼学社的秘书和教师，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人是学社的首批学员，也是上海青年团在学社发展的最早一批团员。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国内第一个成立的团组织，肩负着组织、发动、指导全国各地建团的重任。俞秀松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由于他工作得力，短短时间，广州、济南、长沙、武汉、北京等地的团组织很快就建立起来，全国团员总人数达到一千多人。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成立，俞秀松任书记。
中国青年团迅猛发展壮大，得到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1921年3月，少共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书记格林来华，邀请北京、上海两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各推选一名代表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北京的何孟雄和上海的俞秀松受党委派，赴俄莅会。
3月29日，俞秀松从上海出发，辗转北京、奉天、哈尔滨，于6月14日抵达莫斯科。他赴俄的任务有三：代表中国党团组织出席共产国际的有关会议；负责商谈中国青年赴俄留学的事情；他本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俞秀松与张太雷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
7月9日，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俞秀松、张太雷、陈为人3人出席了这次大会。俞秀松是惟一被授有表决权的中国代表，陈为人与张太雷是有发言权的代表。7月22日，他们向大会递交了各自亲笔署名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团的书面报告，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及发展情况，并对中国社会阶级现状作了初步分析。
会议结束后，俞秀松和上海外国语学社等国内选派的青年学生一起来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次年1月21日，俞秀松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大会于2月2日在彼得格勒闭幕。会后，俞秀松同其他中国代表一起回国。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俞秀松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同年9月2日，俞秀松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在俞秀松任团中央书记期间，自始至终将团的工作放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对起草的有关团的重要文件，他都主动递交陈独秀、李达等党中央负责人审阅。李达曾这样说过：“俞秀松这个人正直、谦虚，很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革命者的性格。”
1922年10月中旬，经党中央批准，他辞去团中央书记之职，到福建孙中山的军队工作。
1923年，孙中山聘鲍罗廷为顾问，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中山先生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主张，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
联共（布）为给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在莫斯科建立了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自1925年10月始，国共两党都先后向中山大学派遣了留学生。
1925年10月28日，俞秀松受党委派，带领王明等102名中共党团员，搭乘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海参崴，然后乘火车驶向莫斯科。为便于管理，途中成立了临时委员会，党中央指定俞秀松、胡彦彬、刘名勋、朱务善、张琴秋5人为负责人，俞秀松任委员会书记兼中山大学学生的领导人。一行人于11月23日抵达中山大学。
俞秀松被编入第一期第七班（即理论班）。此班学生都是有较长革命经历的同志，他的同学有沈泽民、邓小平、傅钟、屈武、左权等。
中山大学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化水平悬殊很大，尤其是俄文更是参差不齐，为此校方将张闻天、王稼祥编入了英文班，把俞秀松、刘少文、李培之、王明等10余名会俄语的学生编入了速成班，此班开设有列宁主义、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世界革命史等课程。速成班的学生，除王明刚入团不久以外，其余均是资格老、威望高的共产党员。
中山大学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摇篮，有人却把这里当作投机的宝地，此人便是王明。王明自小饱读诗书，人异常聪明，富有领袖欲。他的学习方法异于常人，其他课程他兴趣全无，唯独对列宁主义这门课苦攻勤读，并时常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做惊人宏论，引得人们注目而视。
出于好意，俞秀松对这种华而不实的学风，曾给予了批评，王明对此怀恨在心。后来同学们发现王明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讨好教列宁主义课的中大副校长、任课教师米夫。而米夫出于私心，也乐意拉拢一帮人，王明就成了他眼里的红人。
不久，在米夫的提携下，王明升为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很快加入了共产党，紧接着转为联共（布）党员。但王明明白在党内自己仅是一个小卒，在政治棋盘上的份量太轻，因而把俞秀松等人视为绊脚石。
1927年11月上旬，俞秀松在东大毕业，依照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安排，他与周达文转入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同时，他还担任中国部二班列宁主义课副教授、联共（布）支部局委员、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实践工作班班长等职。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因右倾错误受到批判。王明便乘机攻击俞秀松，说其是“陈独秀的最好干部”，并编造材料、四处散布，说俞秀松组织了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1928年9月，经赴苏的周恩来与联共（布）监委、共产国际监委联合调查，否定了这一强加的污名。
1930年初，联共（布）开始了大清党。王明再次对俞秀松提出了新的指控，说其与托派有联络。清党委员会把此案交给共产国际监委处理，经监委查证，于1930年5月做出了“那利曼诺夫（即俞秀松）是可靠的”组织结论。
1931年，王明指定博古（即秦邦宪）为临时中央总负责后，自己赴苏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下车伊始，便再次向俞秀松发难，指责“俞秀松、周达文等没有很好地捍卫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于1932年5月9日解除了俞秀松所有的职务，调离国际列宁学校，派遣到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工作，俞秀松在此出任远东边疆区区委办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副主编之职。
在1933年10月远东边疆区清党之时，彭秀伦等人诬陷俞秀松“不同托派、右派和两面派作斗争”。面对诬陷，俞秀松当即于次日向联共（布）监委、边疆区清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监委提出申诉：“所有这些指控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卑鄙的诬蔑。从1920年到今天我不仅没有犯过政治错误或对党的总路线有过某种动摇，相反我一直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校长基萨诺娃得悉消息后，特意让其身为联共（布）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的丈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给远东边疆区清党委员会发电：“俞秀松、周达文清查已通过，不要触及他们。”不久，基萨诺娃又亲赴远东边疆区委，说明俞秀松、周达文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是积极而有威望的工作人员。
1935年6月，俞秀松离开远东边疆区，结束了10年的第二次旅俄生活，被联共（布）中央派往新疆盛世才部工作。
30年代中叶的新疆，是军阀盛世才的天下。盛为强固其政权，投机钻营，举起了亲俄、亲共、反帝的大旗。盛的想法正中斯大林之意，为此斯大林便于1935年派俞秀松带领25名在俄工作过的中国同志来到新疆搞统战工作，俞秀松（化名王寿成）被任命为“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
俞秀松上任后，将盛世才原先的“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五大政策，发展成为“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受到新疆人民的赞赏，为新疆的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
俞秀松知识渊博，学贯东西，深深打动了盛世才的小妹盛世同的芳心。盛小姐21岁，是迪化中学的学生。她追求进步，正义感很强，时常到督办公署听俞秀松讲共产国际方面的报告。
1936年7月28日，迪化公园西礼堂内热闹非凡，在人们的祝福声中，身着毛料西装的俞秀松挽着身披雪白婚纱的盛世同双双踏上了红地毯。
俞秀松的婚姻很幸福。但他与盛世才的关系越来越糟。
他到新疆后，提出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大力发展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了盛世才的阻挠，但俞秀松并不屈服。他在反帝会开办的培训班上，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辨证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等课程，还力排众议，先后建起了图书馆和文化书店，从莫斯科购进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共领导人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著，大量销售，新疆各界掀起了学马列的热潮。
在培训班上，俞秀松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为学员讲授唯物辨证法、联共党史和时事政治等课目。所有这些，都为盛世才不能容忍。
俞秀松刚正不阿，并不以盛的意志为转移。他为了维护六大政策的严肃性，及时查办了盛的父亲，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和欺压百姓的警备司令邱宗瑞。俞秀松在新疆的工作开展的卓有成效，声望也越来越大，盛世才对他的戒心和不满也随之加大。
1937年12月10日，盛世才突然逮捕了俞秀松，罪名参与“阴谋暴动案”，要暗杀盛世才，其他罪名还有，托派、坏人、间谍等等。
俞秀松被逮捕，实际上与王明、康生大有关联。与俞秀松同在新疆工作的嵇直在《青运史资料与研究》中撰文说：“1937年冬，王明、康生由莫斯科去延安，路过迪化时，利用盛世才向共产党投机的意图，提出他们可以介绍盛入党，并可从延安派人来帮助盛工作，条件是必须肃清此间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盛拿出25人照片，让王、康指认，王、康当即指出王寿成、万献廷、张义吾、郑一俊等是托派。”
王稼祥在《红旗飘飘》一书中撰文说：“1937年底，王明、康生回国之前会见了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得悉我是刚从陕北根据地来到莫斯科治弹伤，也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我，还有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座。这一次王明又居心不良，他利用会见斯大林同志的机会公报私仇，说周达文、俞秀松是坏人，并在斯大林同志面前指责列宁学院的凯撒诺瓦（基萨诺娃）包庇他二位、这以前，王明苦于无机会整垮周、俞二人；不久周、俞二人被捕，凯撒诺瓦也被撤职。”
1938年2月，康生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上著文说：“俞秀松是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细。”
俞秀松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当然不能承认，他在狱中提出申述：“少数个别野心家、无原则之小组织者，一再企图旧案重提，以冀达到其诬陷囚民之目的。”
听说俞秀松被捕，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阿布利索夫找到盛世才，要盛立即放人，盛不放。无奈阿总领事只好请示莫斯科。因为有莫斯科的强力干预，绝大部分人于1938年4月被盛世才释放，唯有俞秀松、万献廷二人于1938年6月25日被苏联内务部用飞机押往莫斯科。
俞秀松临上飞机之时，预感到此去一定凶多吉少。他对妻子说：“我们没能在一起革命、生活一辈子，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要记住，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
俞秀松被押至莫斯科后，相继被关押在莫斯科的内务部监狱和哈萨克斯坦监狱，虽经严刑逼供，他除公开表示反对王明外，断然否认自己与托派有任何关系。
1939年2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联邦刑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八、十一款（从事间谍、恐怖活动和进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判处俞秀松刑事处罚极刑——枪决。当日，苏联克格勃总部门前，俞秀松倒在血泊之中。
盛世同不知丈夫已在苏辞世，仍痴情地等待秀松归来。她不懂政治运动的严酷性，只怨恨盛世才，兄妹之间从此恩断义绝，盛世同改随母姓，取名安志洁。
无期等待的日子里，她曾不住地在尼姑阉附近流连。懵懵懂懂地过了一段时日，她的头脑清醒了。她想到，秀松是革命的人，她也必须参加革命。她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
10多年过去了，安志洁非但没有气馁，反而更坚定了寻找丈夫的信念。为了洗涮俞秀松头上的不白之冤，她为此追寻了半个多世纪。
她与俞秀松的四弟俞寿臧一起给中国驻苏大使馆写信，请求寻找俞秀松的去向。不久，大使馆回函称：“秀松已在苏牺牲，详情未知。”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回信犹如当头一棒，将安志洁击晕了。她含辛茹苦寻找近20年，竟然等到这样一个噩耗，怎不肝肠寸断。
公爹俞韵琴对她说：“你还年轻，应该重新安排自己的归宿，你苦苦等了松儿十几年，对得住他了。臧儿还未结婚，我已征得他的同意，和他结婚，我们仍然是一家人。”安志洁和母亲商量后，和俞寿臧成了家。从此，安志洁和俞寿臧一同踏上了寻找俞秀松的漫漫长路。
俞秀松案件是共产国际运动史上的一个旷世奇冤。安志洁知道，仅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很难弄清。1988年，她与丈夫来到北京，向中组部递交申请，请求查清俞秀松牺牲经过，由俄方为秀松平反昭雪。
她还与俞寿臧来到中南海，请李先念主席为俞秀松烈士纪念碑题词。熟知俞秀松革命业绩的李先念当即挥毫写下了“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九个大字。
1996年2月16日，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再次接到安志洁女士的请求信后，正式照会俄方，要求尽快查清俞秀松一案。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遂从哈萨克共和国检察院调来俞秀松侦察案卷予以复审。同年8月29日复审完毕，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根据1991年10月18日俄罗斯联邦《关于给予在政治大清洗中受害者平反法》第三条，认定王寿成应予平反并完全恢复各种权利。
至此，这桩尘封了57载的旷世奇冤终于真相大白。安志洁手捧着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参赞李桐杰的平反证明和译文时，禁不住泪如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