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八路军715团打了胜仗。团长看上一支手枪，想自己留着。可政委坚持要上交。没几天，团长发现，政委将那支枪送给了一个女学生。这事儿从齐会战斗说起。715团在冀中平原消灭日军吉田大队，打扫战场时，李文清从日军少佐尸体旁捡到一支手枪。弹匣刻“昭和十四年制”日文，枪把缠半圈褪色红绸——是日军军官的“幸运符”。李文清是湘西老红军，左眼有旧伤，1935年长征过草地被流弹擦伤，战士们叫他“独目将军”。他想留这支枪当纪念。没多久，警卫员小王来传话，说政委叫他去团部开会。李文清揣着枪去了，一进门就见王明远趴在桌上记录战损情况。王明远推过来一张泛黄的登记表，直接说：“老李，这次缴获的物资得全交师部。”李文清把枪往桌上一放，“啪”的一声响。他看着王明远说：“我是团长，这次又立了功，留支枪当纪念，不算过分吧？”王明远抬头，镜片后的眼神挺锐利：“你是团长，更得带头守规矩。上次三团张团长私藏怀表，被贺师长当众批评，你忘了？再说，师部要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分校，这些战利品得优先给学员用。”李文清没吭声，想起前一天见村塾女学生冻得缩脖子，琢磨过用枪换棉被，可还是舍不得枪。但最后，他还是交了枪——王明远说的规矩摆在那儿，没法硬抗。当天晚上，李文清见王明远拿着枪出了门，往村东头走。他心里犯嘀咕，就让小王悄悄跟着。小王回来报信，说政委进了村塾隔壁的破庙。过了三天，李文清在村口老槐树下撞见王明远。旁边站着的，正是那个扎羊角辫的姑娘。姑娘手里握着的，赫然就是那支手枪——枪把上的红绸没了，换成了蓝布，跟姑娘的校服一个颜色。李文清当时就火了。前一晚贺龙在团部开会还说，“咱们八路军打鬼子靠的是纪律，不是江湖气”，可王明远这做法，不是明着耍他吗？他气冲冲闯进政委办公室，手按在腰间的配枪上，冲王明远喊：“王明远，你竟然耍我！”那会儿王明远正给姑娘写推荐信，见李文清这架势，赶紧站起来：“老李，你听我解释！这姑娘叫春桃，是村塾的抗日积极分子。她哥哥在前线打鬼子牺牲了，这枪是她哥哥的遗物……”“放屁！”李文清没等他说完，就把自己的枪顶在了王明远额角，“我亲眼看见枪在你手里，现在倒成她哥哥的遗物了？”就在这时候，窗外“砰”的一声枪响。是警卫员小王见情况不对，朝天鸣枪示警。王明远趁机推开李文清，夺门就跑。李文清气得眼睛都红了，拔腿就追。一直追到村西头的麦田，他连开三枪，子弹擦着王明远的军帽飞过去，惊得田里的雀鸟扑棱棱全飞了。这事儿没半天就传到了贺龙耳朵里。当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贺龙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骂：“李瞎子这是要翻天！”他连夜给715团发电报，命令“李文清即刻降为营长，不得有误”。消息传到李文清这儿时，他正给春桃送东西——一件用自己旧军装改的棉背心。棉背心夹层里，藏着半块银元，是他从长征路上带过来的，本想留给春桃当信物。这会儿没心思多说，他把银元塞进春桃手里，只说了句“别告诉别人”。降职后，李文清被调到了三营。他带着战士们修缮村塾时，看见春桃在教室后墙用粉笔写着“纪律重于生命”六个大字。后来才知道，这字是王明远前一晚写的。摸着墙上的粉笔字，李文清忽然想起1935年湘江战役的事。当时老团长因为私藏战友遗物被降职，后来强渡乌江时，为了掩护战友牺牲了。他这才慢慢想明白，王明远送枪不是徇私情。原来那会儿，日军特务队正打算偷袭村塾。春桃有了这支枪，在特务队来的时候，打死了两个鬼子，救了二十多个孩子。王明远送枪，是为了让春桃能保护孩子们。1940年，李文清跟着部队转战晋西北。临走前，他去村塾跟春桃告别。春桃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手枪是借的，但信仰是自己的。”李文清展开纸条，发现背面还画着一支枪的轮廓，旁边写着“清正”两个字——那是王明远的笔迹。后来，李文清在百团大战中负了伤，左眼彻底看不见了。但那张纸条，他一直留着。1955年授衔，李文清已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有人问他为啥戴独眼罩，他总说：“这伤提醒我，纪律比眼睛更重要。”多年后，春桃在纪念馆见那支勃朗宁手枪。讲解员说，枪上红绸是后加的，原主人是女烈士。春桃摸枪上刻痕，想起李文清的话：“八路军的手，拿枪打鬼子，拿笔写正义，拿针缝补山河。”她才明白，这枪不是礼物，是信仰的接力棒——从李文清到王明远，再到她，最后回到人民手中。现在，冀中平原麦子黄了又青，村塾改成了抗日纪念馆。勃朗宁手枪躺在玻璃柜里，旁边放着李文清的半块银元、王明远的推荐信、春桃写粉笔字的照片。参观者常问：“为啥一支枪能引这么多故事？”讲解员答：“它不是普通武器，是纪律的尺子，能丈量出每个八路军战士的信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