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之后，天山南麓重新纳入版图，清王朝的疆域也因此达到极盛。如果从康熙二十七年第一次出兵准噶尔算起，清王朝统一新疆总共花了70年时间。

70年时间中，清王朝总共花了多少银子呢？数据都是账面上并不难算，从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一朝，动用国库存银八千万余万两，乾隆朝四年对准对回用兵花掉了三千三百余万两，总计一亿一千三百余万两，平均下来，每年花在西北边防的军费就有三百万两。

那么三代帝王耗尽心血统一新疆获得了哪些收益呢？应该说，这笔买卖是赚了，而且是赚大发了。

统一新疆正好发生在康乾盛世阶段，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新疆是不可能纳入中国版图的。乾隆二十四年息兵之后，每年耗费数百万两的征战用费不再付出了。

并且，因战事结束，自康熙以来陕甘等省为防边而增募的军队大量减员，一年又可以省下一百多万两开支。乾隆二十五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在奏折中说：

“裁减提镇名粮十分之一，岁省239500两；各标名粮酌改马六步四，岁省74000两，缓购军马7300匹，岁省105000两，裁撤西宁口外台卡兵和瓜州渠道官兵，岁省13200两，撤回安西推莫尔图官兵，岁省700两，撤回专派防兵二千名，岁省100000两，合计每年省银五十余万两。”

仅仅是陕甘一年就省下了五十多万两银子，那么整个西北边防就更多了，按照每年节省三百万两计，乾隆二十五年以后的35年间，就已经超过一亿两白银，数字不可谓不惊人。

准噶尔只是一个强大的蒙古部落，无论是国力还是经济都无法与清王朝相比，连年用兵导致当地百姓的负担极其沉重。准噶尔汗统治时期，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及至大小和卓返回之后，又额外科敛，肆意抢掠，严重破坏了新疆的生产和发展。

乾隆统一新疆之后，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尤其是息兵的前几年，赋税减免更多。当时内地的赋税基本是十分取一，而新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都是二十分取一，如此低的赋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更为重要的是，准噶尔部统治期间，各个部落之间的交往几乎隔绝，准、回和内地也不存在贸易往来。新疆统一之后，蒙、回、汉各族人民频繁往来，同居共处，互易有无，联姻嫁娶，各族人民为建设新疆辛勤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高，新疆的经济发展相比之前提高了数十倍。

乾隆时期是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阶段，突破了三亿大关，比雍正时期翻了两倍多。新疆地大物博，面积有内地几个省大，但是因战事人口锐减，鼎盛时期的准噶尔部人口也不到百万。新疆刚刚统一的时候，人口仅有三十多万。

从乾隆二十五年至乾隆三十六年的十一年间，全疆的人口猛增了十倍，达到了三百多万人，这也为农、工、商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

到了乾隆四十年，各类屯丁已经有十二万人，天山南北有犯人兵丁屯田28万亩，民屯田70余万亩。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的官方牧场，牧养着数以万计的马、驼、牛、羊。

随着内地人口的增加，耕地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乾隆果断采取措施，允许中原人丁流入新疆垦种田地。他多次下旨在新疆大力推行屯田，并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使得新疆的屯田大规模地迅速进行，“东自巴里坤，西至伊犁，北自科布多，南至喇沙尔”，兵屯、民屯、旗屯、犯屯、户屯各类屯田得以蓬勃发展。

乾隆二十四年，也就是刚刚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后，乾隆以西师成功始末，颁布了《御制开惑论》晓示中外，在文中乾隆就提到了统一新疆的政治收益。

乾隆是个自尊心极强的皇帝，他认为对准、回用兵的原因无非有两个：

第一是天朝上国的尊严。乾隆十九年杜尔伯特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因为准噶尔部的凌掠来降。当时朝中不少大臣认为皇上如果接纳他们归降，可能会招致准噶尔部的报复，建议将其劝返。

乾隆身为堂堂天朝之“天下共主”的大皇帝，岂能畏惧准部小汗而拒受降人之理，在乾隆看来，这是他本人和国家的脸面问题。

第二是平准是他皇祖、皇考“未竟之志事”，自己有生之年若还是拿不下小小的准部，那么就没有办法告慰祖宗的在天之灵，也无法安定西北局面，消除危害社稷的隐患，更不能一雪和通泊惨败的耻辱。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治考量远超过经济考量，乾隆但凡有一丝丝退让妥协，新疆也不会成为中国的版图。而一旦准噶尔部的实力得到发展，也不排除自立为国，如此一来，陕甘地区将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

所以说，乾隆统一新疆面子也有了，里子也有了。客观地说，统一新疆是只赚不亏，因为封建时代，土地和人口才是国家最根本的资源，至于军费多寡不值一提，这也是乾隆一朝越打仗越有钱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