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权威报道显示，中国AI专家、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数字化治理中心的主任彭嘉昊在媒体上面公开指出，在美国最顶尖的人工智能专家中，华人占据了一部分，如果他们回国，可以立即抹平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

如果将这个说法具象化，那么在美国硅谷最顶级的科研群体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来自于中国的工程师。

在此之前，中微半导体的董事长尹志尧先生就对中美之间的人才竞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尹总曾经担任过美国半导体企业的总裁，据他在访谈中表示，在去美国企业工作之前，一直认为美国企业的科研群体都是以本土的人才为主，结果进入了英特尔才知道，在英特尔的两个大部门当中，大多数的工作人员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华人群体。不管是管理层还是技术研发岗位，华人群体占据了主导地位。

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打造出了数十款高端的芯片制造设备。在这些高端设备的背后，华人群体贡献了不少力量，同时也推动了全球半导体产业未来的发展。

在人工智能大热时代的当下，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AMD的现任CEO苏姿丰，曾经也都是在中国台湾出生，后来移居到了美国工作生活，并且入了美国国籍。虽然黄仁勋在大众层面经常说自己的本质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但是他从学生时期就在美国接受教育，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美国度过的。

苏姿丰是AMD公司的首位，也是现任的唯一一位女CEO，其个人实力强劲，是一位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管理的领导者。她在2014年正式成为了AMD管理层，当时的AMD公司已经出现了运营危机，公司经营效率直线下滑。

苏姿丰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风险极大的做法，向中国企业授权技术，以此来换取等价的授权费用。正是因为这个大胆的做法，她成功的带领AMD公司走出了逆境，并且一步步成为了英特尔和英伟达在民用产品上面的最强竞争企业。

还有一位最重磅的华人女科学家，她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李飞飞，在行业内被称为“AI之母”。

李飞飞在16岁的时候，全家从四川成都移民到了美国。至此之后，李飞飞便开始接受来自于美国的教育理念。她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任教，并且在斯坦福大学成立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当中，担任实验室主任。

早在2007年的时候，她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李凯发起了ImageNet项目，其项目的主要研发方向是大规模、高质量的图像数据集，这是计算机视觉技术最早期的发展雏形。

2017年，李飞飞加入了谷歌公司，开始推动谷歌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发展。依靠曾经在计算机视觉方面所创造的技术理念，她帮助谷歌公司在医疗影像、智能驾驶、大数据运算、视觉识别等技术领域当中获得了技术基础。

随后，李飞飞创办了AI创业公司World Labs，该公司的主要研发领域是用大世界模型来感知、生成和与3D世界交互。

在人工智能领域，不管是技术的起步，还是技术的发展，还是未来技术的储备，大部分都是由美国企业担任领跑者的角色。而在这些美国企业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技术工程师和企业领导者，都是曾经来自于中国的华人群体。

彭嘉昊主任在访谈中认为，如果这些在美的华人群体回国，可以立即抹平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以什么样的身份和理由回来。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薪资待遇，不过现阶段我国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和相关企业的扶持力度很大，薪资待遇这个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拿初创公司DeepSeek举例，DeepSeek的全职技术工程师，月薪基本都是保持在万元以上，收入高的工程师年薪能达到百万以上。虽然这个收入水平比不上在英伟达、谷歌等顶级公司工作的收入，但是在国内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待遇了。

然后就是另一个问题，科研环境。

在新中国时期，晶体管的发明人巴丁曾带队来到中国进行技术访问，与中国的科学家探讨微电子产业的技术发展。但是访谈结束后，巴丁对于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其核心原因就是中国的科研环境不如美国硅谷的环境好，甚至连硅谷的十分之一都不如。

技术工程师和企业管理者，这两个群体所考虑到的因素是完全不同的。

工程师需要的是一种参与感，是一种开发新技术，改变世界的参与感。而企业的管理者，更看重的则是企业的经济发展。只有在保证企业经济正循环的前提下，公司才可以正常运转，持续发展下去。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拿当年的苹果公司举例。

苹果公司最早是由乔布斯和工程师沃兹合力创办，但是在后来的发展当中，乔布斯和沃兹因为技术产品上面的分歧，导致沃兹离开了苹果公司很长一段时间。

乔布斯为了公司发展，他找到了斯卡利，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话术：你是想一辈子卖糖水，还是想抓住机会跟我改变世界？

斯卡利辞掉了他在百事公司的总裁职位，来到了苹果公司担任董事会成员之一。

后来，乔布斯坚持要将Mac电脑打造成一个新时代的革命产品，而不是大众的消费产品。但是斯卡利坚持要将Mac电脑进行大众化发展，必须要对产品在价格和设计上面做出取舍。乔布斯坚决不同意斯卡利的方案，双方爆发了剧烈冲突。

最终，斯卡利的市场化方案获得了除乔布斯之外所有董事会的同意。斯卡利罢免了乔布斯在苹果公司的实权，并且将他从苹果公司驱逐。

想要获得一个良好、共同发展的科研环境，必须要解决技术工程师和企业管理者之间存在的思想壁垒。

最后，我们再来谈论关于抹平技术差距的问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钱老的回国。钱老的回国，具有重大的国家军事意义。钱老掌握了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先进思想与关键技术，其回国发展，可以有效的提升新中国在火箭等尖端军事技术上面的话语权。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海外的科研人员回国，确实可以抹平中外之间的技术差距。

但是在AI和微电子产业上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答案。只能说海外的技术人员回国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产技术的发展，缩短中外之间的技术差距，但是要抹平差距，还需要考虑产业链和持续发展因素。

AI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算力芯片的加持，哪怕是强如DeepSeek，也是依靠英伟达供应的H800芯片进行大模型训练。

这就又回到了核心的芯片问题上面，中国企业在芯片产业当中，已经掌握了部分产品的国产化供应，但是这些产品的性能较弱，无法在AI技术上面与海外的产品竞争。而先进芯片又被美国全面封锁，国产先进芯片还卡在了良品率和数量上面。想要抹平技术差距，还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