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特别反感崔丽丽？ 我仔细梳理了案件细节：2023年，这位年薪百万的销售总监在出差时遭老板性侵，施暴者王某被判4年。法院创纪录地认定“精神伤害属工伤”，判公司赔偿113万。法律层面，她的维权确实站得住脚。 但让我不适的是后续发展。她的社交媒体粉丝从零涨到27万，每次出庭都穿着案发时的连衣裙，面对镜头从容不迫。更引发争议的是那段监控画面——“她双手搂着老板脖子”，以及采访时的轻松表情，都让部分公众感到不适。 我们得直面这种感受：一个声称因创伤应激障碍无法正常生活的人，为何能如此熟练地运用舆论？当维权与流量经营同步进行，当她在镜头前详细讨论私人生活细节时，难免让人质疑这份“维权”的纯粹性。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法律给了公道，但她似乎想要更多。 我理解“暴露疗法”的说法，也明白每个人应对创伤的方式不同。但当她开始直播、准备售卖女性安全课程时，这份维权与流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同情不该成为流量的垫脚石，否则是对真正受害者的伤害。 然而冷静思考，我们是否在期待一个“完美受害者”？她应该脆弱、沉默，而非精明地掌控舆论。但现实往往更复杂：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受害者、维权者和流量追逐者，这种“不纯粹”恰恰是最真实的人性。 此案留下了双重遗产：一是法律突破，为职场女性提供了新保护；二是让我们反思——当受害者的行为超越我们的想象时，我们能否保持同理心？ 也许关键不在于崔丽丽是否符合受害者模板，而在于我们能否接受：受害者也有权不完美，包括那不被舆论认可的“精明”与“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