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杨振宁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 时任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反复强调，这是中国在该领域超越欧美、破解宇宙本源谜题的关键抓手，其能生产百万级希格斯玻色子的能力，将为探索暗物质、真空稳定性等终极问题提供前所未有的实验平台。 这份雄心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呼应，菲尔茨奖得主丘成桐、超弦理论权威威滕等都公开站台，认为CEPC将延续加速器推动基础物理突破的伟大传统，甚至直言“错过这次机会，中国高能物理将再无出头之日”。 就在支持方攻势正盛之时，94岁的杨振宁却顶着“阻碍科学进步”的骂名，抛出了掷地有声的反对意见。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通过《知识分子》公号实名发文，直指这项预算高达2000亿级别的工程“不合时宜”，那句“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的论断，瞬间将争议推向舆论中心。 杨振宁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他首先拿出了美国的惨痛教训：1989年美国启动的超级对撞机计划，预算从30亿美元飙升至80亿美元，最终1992年被迫终止，30亿美金打了水漂，这种“无底洞”式的投入让他对中国版本充满警惕。 而当时欧洲LHC对撞机虽发现希格斯粒子，但其百亿美元级的总成本，早已超出许多国家的承受极限，中国若强行上马，无疑将背负沉重财政负担。 更核心的矛盾在于国家发展阶段的现实考量。2016年的中国虽GDP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低于巴西、墨西哥等国，数亿农民与农民工的民生需求尚未充分满足，环保、医疗等领域的短板亟待补齐。 杨振宁尖锐地指出，此时将巨额资金投入高能物理，必然挤压其他基础学科的生存空间——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物理等同样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或将因经费被挪用而停滞不前。 他特别提到基础教育的紧迫性：就在争议发生前一个月，中央财政才提前下达2016年第二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110.21亿元，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最高仅为初中每生每年850元。 对比2000亿的对撞机预算，这笔教育投入显得微不足道，这也让他坚信“把钱花在基础教育上才是刀刃向内”。 “给外国人做嫁衣”的论断，更是戳中了学界的敏感神经。杨振宁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世界重要高能物理学家中，中国占有率不足1%—2%，CEPC的设计、运转与数据分析，90%将由非中国人主导，即便能出诺贝尔奖级成果，获奖者也难有中国人的身影。 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担忧并非臆想：国际合作名义下，中国虽承担主要成本，却可能在核心科研话语权上沦为配角，正如美国当年的对撞机计划，最终受益的是全球学界，而非出资最多的本国。 更关键的是，对撞机的科学目标本身充满不确定性——支持方寄望于发现“超对称粒子”以统一四大基本力，但该粒子已被寻找数十年而无踪迹，用2000亿去验证一个“猜想加猜想”的假说，在杨振宁看来堪称豪赌。 这场争论很快从学界蔓延至社会，支持方与反对者的交锋愈演愈烈。丘成桐曾公开表示“难以理解”，认为作为规范场理论奠基人，杨振宁不应反对高能物理发展，甚至质疑其立场动机。 但杨振宁始终坚守底线，他绝非反对高能物理进步，而是提出了更务实的路径：探索新加速器原理、研究弦理论中的几何结构，这些方向成本低且更符合经济趋势。 他的坚持背后，是对中国科研生态的深刻洞察——彼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虽已运行多年，能实现“一机两用”开展交叉学科研究，但国内高能物理人才储备仍显薄弱，与其贪大求全建超级装置，不如先夯实基础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议并非非黑即白的对立。支持方看到的是前沿科技的战略机遇，杨振宁考量的是国家发展的现实优先级。 随着时间推移，争议逐渐沉淀：CEPC项目并未如支持方预期般快速推进，而中国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投入持续加大，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较上年增长7.57%，乡村教育、特殊教育的短板不断被补齐。 更具深意的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2024年仍稳定运行，90后科研人员尹頔们坚守岗位，用更经济的方式推动着粒子物理进步，这恰恰印证了杨振宁“非巨资亦可发展高能物理”的判断。 杨振宁的反对从未涉及科学本身的价值，而是对“大科学工程如何与国情适配”的深刻叩问。2000亿的抉择背后，是短期学术声望与长期民生福祉的权衡，是国际话语权争夺与本土基础积累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