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沈阳东华门原日本宪兵队本部地下发掘出的部分遗骨里，有一对拷在一起的男女尸骨。正值光复八十周年之际，向先烈致敬！这些尸骨现陈列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恒温展柜前，总有人驻足良久，玻璃罩里，两具遗骨手腕被锈迹斑斑的手铐锁在一起，骨缝间还嵌着当年的铁屑，女骨领口那片褪色的红布里，半粒干瘪的高粱米静静躺着。 这对遗骨能从地下走到展柜，能被后人叫出名字，背后藏着跨越25年的考证与铭记，更藏着一段不该被遗忘的抗联往事。   2022年，当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研究报告上写下“赵一楠、张兰”两个名字时，距离这对遗骨重见天日已过去25年。这份考证结果不是凭空而来； 工作人员比对了抗联十军的战史资料，翻查了1943年日军“冬季肃正”行动的档案，还找到了当年曾在宪兵队打杂、现已年过九旬的证人。 据证人回忆，1943年冬，曾有两名抗联战士被押进宪兵队，“男的腿被打断了，女的脖子上有绳子印，鬼子审了三天，没问出一句话”——这些细节，恰好与遗骨上的伤痕完全对应。   赵一楠是抗联十军的老战士，这支由汪雅臣组建的队伍，常年在五常、舒兰一带打游击，主要任务是破坏日军的铁路运输线，同时传递情报。 张兰则是他的交通员搭档，两人常乔装成商贩，把日军的兵力部署、物资动向写成密信，藏在柴火或粮食里送出。 1943年12月，他们在传递一份关于日军“进山清剿”的紧急情报时，因叛徒告密被捕。 档案记载，日军对两人使用了“老虎凳”“烙铁烫”等酷刑，赵一楠的左腿就是在刑讯中被钝器砸裂，张兰的肩胛骨则因被铁链反复拉扯而错位，后颈的勒痕，是鬼子用麻绳吊绑她时留下的。 即便如此，两人始终没吐露半个字，最后被日军活埋在宪兵队后院，埋之前，有人看见他们的手被铐在一起，“像故意拧了一下锁，怕分开”。   为什么他们的遗骨会出现在东华门？这得从这片土地的历史说起。1933年到1945年，这里是日本宪兵队本部，是当时沈阳最大的“政治犯”关押地。 据馆藏史料统计，这12年间，有两千多名抗联战士、地下党员、爱国学生被关押于此，绝大多数人没熬过酷刑，或被处决、或被活埋。 当年附近的居民回忆，夜里常能听见宪兵队里传出惨叫声，“有时候是鞭子抽的响，有时候是人的哭喊，听着心都揪紧”——而赵一楠和张兰，只是这两千多人中的两个缩影。   1997年冬天，东华门工地的发掘现场，是这段历史被唤醒的起点。当时工人们挖地基时，铁锹撞上硬物的闷响打破了寂静，扒开冻土后，那副手铐成了最震撼的发现。 文物局工作人员赶到后，用软毛刷清理遗骨时，陆续发现了更多关键线索：男骨左腿骨缝里的铁屑，经后来检测确认是日军刑具常用的铸铁材质； 女骨领口的红布，是当时东北农村常见的土布，里面包着的半粒高粱米，推测是她被捕前藏在身上的最后一点口粮； 男骨裤腰上的铜纽扣，上面模糊的“中”字，与东北军制服纽扣的制式完全一致，这些细节，一步步拼凑出他们的身份轮廓，也印证了日军的暴行。   如今，这对遗骨被安置在温度18-22℃、湿度50-60%的恒温恒湿展柜里，博物馆工作人员会定期对遗骨进行检测，防止骨头上的铁屑和痕迹因环境变化受损。 展柜旁，除了手铐的复原模型和标有当年刑讯室位置的老地图，还摆放着抗联十军的战史展板，上面详细介绍了赵一楠和张兰的事迹。 每到抗战纪念日，展柜前都会摆满观众送来的白菊和百合，烛光映着手铐上的锈迹，像是在替后人向先烈传递温暖。   博物馆还专门开展了“走近抗联先烈”研学活动，常有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站在展柜前，听讲解员讲述赵一楠和张兰传递情报、坚守气节的故事。 有次活动中，一个小学生指着那半粒高粱米问：“阿姨，他们是不是很饿啊？”讲解员回答：“他们饿，但更怕情报送不出去，怕战友们有危险。” 这样的对话，成了历史传承的一种方式。同时，博物馆官网至今还挂着征集线索的公告，希望能找到赵一楠、张兰的亲属或更多相关史料，让这段故事更完整。   馆外的东华门，如今是车水马龙的繁华地段，地铁口的人流、商场里的奶茶香、孩子们追逐的笑声，构成了和平年代的日常。 而馆内的展柜里，赵一楠和张兰的遗骨静静躺着，他们虽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切，但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和平，正以最鲜活的样子展现在眼前。 这对遗骨的现状，不仅是一段历史的陈列，更是一种提醒：那些为了民族独立牺牲的先烈，从未被遗忘，他们的精神，会随着每一次驻足、每一次讲述，永远传承下去。 信息来源：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日本侵华罪证展》《九一八历史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