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小伙通过婚介公司介绍，与贵州女孩相亲，初次见面，两人一见钟情，第二天便匆忙登记结婚。为促成婚事，小伙家支付婚介费6.5万元，给女方红娘6.5万元，送上13.8万元彩礼，另加红包、礼品和3万余元的“三金”，总计花费近30万元。婚后不久，女孩便多次以各种理由返回贵州老家，半年内往返五次之多，与小伙的联系日渐冷淡。后来，韦某声称怀孕需要回贵阳养胎，谁知一周后竟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指控小伙家暴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不久后女孩告知胎儿已胎死腹中，随后彻底失联。 当小伙赶到贵阳寻妻时，发现婚介公司早已人去楼空。面对人财两空的困境，小伙要求退还彩礼，女方却只同意返还5万元。 谭先生（化名）是河南信阳人，韦女士（化名）是贵州贵阳人。 2024年10月17日，谭先生通过贵阳某婚介公司介绍，与韦女士相亲。双方一见钟情，次日即登记结婚。 为促成婚姻，谭先生支向婚介公司支付6.5万元，向韦女士的“红娘”支付6.5万元，向韦女士父母支付彩礼13.8万元，另支付红包、礼品及“三金”首饰等约3万元，总计约30万元。 婚后，韦女士拒绝将户口迁至河南，并多次返回贵州老家。 截至2025年5月，她已返回贵州5次，且沟通逐渐减少。 2025年5月1日，韦女士因腹痛就医，检查发现怀孕，她以“孕期不适、饮食不惯”为由返回贵阳养胎。 但5月7日，韦女士突然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称谭先生存在家暴和语言诋毁，但未提供证据，法院经审理未支持离婚请求。 此后，韦女士告知谭先生胎儿已“胎死腹中”，并拒绝沟通。 谭先生怀疑胎儿非其亲生，但无证据，他试图联系韦女士及其家人未果，又发现婚介公司已人去楼空。 街道介入后，婚介公司负责人徐某表示愿协商退款，但韦女士仅同意退还5万元彩礼。 对于这样的方案，谭先生明确拒绝，计划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那么，从法律角度，谭先生能否要回自己的给出去的彩礼？ 第一，韦女士是否应返还彩礼？返还金额如何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本案中，谭先生与韦女士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近一年，不符合前述规定情形，原则上，谭先生要回彩礼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最新出台的最高法《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具体到本案，在不考虑谭先生是否存在韦女士指控的家暴行为的前提下，谭先生为了和韦女士结婚，投入30多万元，这显然是一笔巨款，远远高于当地生活水平，而两人虽然生活了一年，但韦女士多次各种借口返回娘家，实际居住时间不足一年。 谭先生所述如属实，则韦女士显然是婚姻感情出现问题的主要过错方，而孕有孩子是否谭先生的，也存疑，事实上也没有生下来，韦女士或要承担部分返还彩礼的责任。 不过，韦女士主动愿意退还5万元，或许是自己意识到有过错，实际可能要返还的不止这个数。 第二，婚介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规定，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谭先生通过婚介公司找对象，两人达成了中介合同关系，婚介公司司收取服务费，应提供真实、合规的婚介服务，若存在虚假宣传或未尽审核义务，如未核实会员婚姻状况、身份信息等，需承担违约责任。 一方面，基于双方中介合同，谭先生可解除合同，要求婚介公司退还6.5万元服务费。 另一方面，若婚介公司与韦女士存在串通骗取彩礼的行为，可能涉嫌诈骗罪，谭先生看向警方报案，追究其刑事责任或治安责任。 目前，婚介公司负责人表示愿协商退款，谭先生可与其进一步沟通或起诉。 第三，韦女士提出的“家暴”主张是否影响彩礼返还？ 韦女士声称谭先生实施家暴，但未提供报警记录、伤情鉴定、证人证言等证据。 在彩礼返还问题上，若谭先生确实存在家暴行为，可能被认定为过错方，法院或减少彩礼返还比例。但本案中韦女士未举证，故该主张暂不影响彩礼返还的认定。 对此，您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