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刚结婚，就跳楼了 他7月25日才办婚礼，8月12日凌晨从实验楼一跃而下。 黄恺，北大本科，诺奖导师弟子，15篇顶刊，广东以色列理工副教授。履历金光闪闪，却没能挡住“非升即走”的倒计时。合同里写着：几年内发多少篇、拿多少经费，差一条就走人。他拼命赶进度，婚礼前还在改本子。同事说，他最后一条朋友圈是凌晨两点拍的实验数据，配文“再坚持一下”。 这不是孤例。8月4日，浙大一位35岁副研究员也走了。同月两起，都是青年教师，都卡在考核节点。外人看他们是象牙塔里的精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论文、项目、职称像三座山，夜里压得喘不过气。学校有心理中心，可预约得提前两周，真到崩溃那天，谁等得了两周？ 制度把科研变成KPI，把学者逼成打工人。我们总在惋惜天才陨落，却很少问：为什么非得用命换指标？如果大学只认数字，那知识还剩多少温度？ 愿下一次，不再用追思会来提醒：人不是论文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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