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唯一一次，被五个常任理事国集体抵制，是2017年那届。   2017年12月10日，在挪威奥斯陆的市政厅里，一场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悄然进行。   这个本该庄重隆重的场合，却因一种不同寻常的“空缺”显得格外冷清。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俄、英、法——没有一个派出高级别代表到场，他们的位置空荡荡地摆在台下。   平时在国际事务上意见各异的五个大国，这一天却罕见地站在了同一边，用集体缺席表达不满。   这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第一次，五大国如此整齐地“拒绝出席”。   让这些大国共同沉默的，是一个名叫“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呼吁全球彻底禁止并销毁核武器，并推动了一项被称为《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联合国决议。   这一年，这项条约获得了通过，ICAN也因此赢得了和平奖。在颁奖典礼上，ICAN代表与一位日本老人——85岁的节子·瑟洛——站在了舞台中央。   她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曾亲历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她的讲述感人至深，却也未能打动那些缺席的国家。   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仍是某种“底牌”。ICAN推动的这项条约，在很多无核国家看来是一种道义选择，但对于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来说，却是对国家安全政策的直接挑战。   他们担心，一旦失去核威慑力，国家地位和战略平衡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不仅五常没有一个国家签署，就连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实际拥核国也全数拒绝加入。   更加复杂的是，日本政府的态度。虽然它是遭受核攻击的唯一国家，本应与ICAN站在同一阵线，但出于对美国的依赖和现实政治的考量，日本选择回避，不仅没有签约，甚至在2018年拒绝了节子·瑟洛的会面请求。   节子·瑟洛不仅批评美国使用核武器，也在某些场合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提出过质疑。有媒体和网友指出，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为日本过去的战争行为开脱。   这些争议也让人不得不思考，个体的苦难是否足以赋予其在所有政治话题上的道德制高点？   而这场风波，也让人重新审视诺贝尔和平奖的定位和影响力。本意是表彰和平努力的奖项，近年来却屡次卷入争议。   例如奥巴马在任时获奖，随即对阿富汗战争加码；埃塞俄比亚总理获奖后国内爆发冲突；甚至连特朗普和泽连斯基都曾被提名，引发外界对评选标准的质疑。   2017年那一晚，其实不仅仅是一场颁奖典礼，而像是一场静默的博弈。一边是舞台上的情感和理想，一边是政治现实的坚硬墙壁。   大国的缺席，不仅是对ICAN立场的回应，也是对这座奖项本身公信力的一次挑战。诺贝尔设立和平奖的初衷，是想鼓励减少战争、维护人类和平，但在今天，它所能影响的范围，似乎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