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这个胸前挂满勋章的人，他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是他跟外人勾结，把外蒙古硬生生推向了独立，让中国白白丢了156万平方公里的地盘，这块地儿大得能装下3个法国，或者9个广东。   乔巴山，出生于1895年的外蒙古车臣汗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幼年生活清苦，少年时期曾被送入寺庙为僧，后又因不甘清灯黄卷的生活而出走，他流浪至库伦（今乌兰巴托），靠为人搬运货物维持生计，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他接触俄语以及苏俄思想的那一刻，在俄国驻蒙古的学校学习期间，乔巴山逐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在1914年前往伊尔库茨克深造，在那里，他接受了更为系统的革命训练，为他日后在蒙古政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的转型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宣告结束，继承者北洋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实则军阀割据，中央政权的力量在边疆地区几乎荡然无存，外蒙古的王公贵族趁势而动，在沙俄支持下于当年底宣布独立，成立了“博克多汗国”，虽然1915年中俄签署《恰克图协定》，北洋政府保留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这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控制早已名存实亡。   乔巴山的政治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1921年，他与苏赫巴托尔共同创立蒙古人民党，借助苏联红军的军事力量，推翻了原有的神权政体，建立了亲苏的新政权，这一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外蒙古从中国的实际统治中彻底脱离，而苏联则从此在这一战略缓冲区内实现了全面渗透，在此后的岁月中，乔巴山逐步清除异己、巩固权力，至1936年成为蒙古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   苏联对蒙古的扶植并非出于单纯的意识形态共鸣，对于斯大林而言，蒙古是连接中俄之间的地缘缓冲带，是防范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扩张主义的重要前哨，乔巴山则成为苏联实施远东战略的重要代理人，1937年至1939年间，在斯大林“大清洗”的阴影下，乔巴山在蒙古展开大规模政治肃反，根据蒙古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件，这段时间内有约三万名僧侣被迫害，七百余座寺庙被毁，宗教文化遭遇毁灭性打击，而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中，不仅包括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亦有不少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累计约1.8万人在肃反中被处决。   在政治上依赖苏联的同时，乔巴山也将蒙古推上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改造之路，1930年代初，蒙古开始强制推行畜牧业集体化，将牧民的牲畜集中管理，企图在草原上复刻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型，然而，这一政策在缺乏基础设施和群众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导致灾难性后果，据蒙古学术界研究，仅1932年一年，全国牲畜总数便从2300万头暴跌至1600万头，成千上万的牧民因此返贫，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被打断。   乔巴山对外政策的高峰出现在二战结束前夕，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之际，蒙古也派遣部队南下支援，短暂进入中国境内的张家口与承德一带，乔巴山曾设想以此契机实现“内外蒙古统一”，但最终在苏联的制衡下未能成行，作为补偿，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争取到了外蒙古地位的合法化，1945年10月，外蒙古举行全民公投，结果显示支持独立的比例高达100%，1946年，迫于国际压力，国民政府最终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现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维护中苏联盟的需要，中央政府延续了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然而，中蒙关系并未因此而稳定，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蒙古成为苏联在亚洲的坚定盟友，与中国在政治上渐行渐远，在乔巴山的治理下，蒙古不仅在制度上全面苏化，在文化和语言政策上也逐步与中国传统脱钩，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间的隔阂。   乔巴山1952年在莫斯科病逝，终年56岁，他生前被授予众多苏联勋章，在蒙古国内亦享有极高声誉，然而，随着1990年蒙古进入民主化转型时期，乔巴山的历史地位也开始受到重新审视，官方仍将其称为国家独立的奠基人，但民间对其大清洗政策和强制集体化的批评声日益高涨，尤其是青年一代，更多关注历史创伤与人道代价，呼吁为政治运动受害者平反的声音逐渐高涨。   今天的蒙古国，经济体量相对有限，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18亿美元，主要依赖矿产出口，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即使在首都乌兰巴托，仍有大量居民居住在传统蒙古包区，而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在统一国家体制和资源支持下，发展迅速，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高达2.3万亿元人民币，交通网络发达，能源、化工等产业体系成熟，两地的历史轨迹自20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分叉，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