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26日，中央就重庆直辖管辖方案在李鹏办公室展开讨论。当时，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省长宋宝瑞提出大方案，建议把广安、南充、达川纳入重庆直辖市范围。 重庆这座城市，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经济重镇。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隶属四川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至此，重庆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规模和工业基础迅速膨胀。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在1949年至1954年间短暂成为中央直辖市，但随后回归四川省管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心逐渐西移，重庆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特别是1990年代初，三峡工程的启动将重庆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三峡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项目，涉及数百万移民的安置以及沿江地区的经济开发。重庆作为三峡库区的核心地带，承担了巨大的责任。移民搬迁、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这一系列任务对重庆的管理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当时的重庆，作为四川省的一个地级市，行政级别和资源配置都显得捉襟见肘。如何让重庆更好地服务于三峡工程，同时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成为中央必须面对的课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构想逐渐浮出水面。而1996年6月26日的会议，则是将这一构想变为现实的关键节点。 在李鹏总理的主持下，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和省长宋宝瑞代表四川省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他们认为，如果重庆要升格为直辖市，仅仅依靠当时的地盘——即原重庆市范围——可能不足以支撑其未来的发展需求和三峡工程带来的压力。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大方案”：将广安、南充和达川这三个地区一并划入重庆直辖市。 这个“大方案”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现实的考量。广安是邓小平的故乡，具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将其纳入重庆不仅能提升重庆的政治地位，还能借助这一优势吸引更多资源。南充和达川则是四川省内人口密集、资源丰富的地区，纳入重庆后可以显著增强其经济基础和人口规模，为三峡工程的移民安置和后续开发提供更大的空间。 然而，这个提议在中央内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扩大重庆的管辖范围能够让其拥有更强的综合实力，不仅能更好地应对三峡工程的挑战，还能推动整个川东地区的协调发展。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需要有足够的“底盘”来承载其未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而广安、南充、达川的加入恰好能弥补这一短板。 反对的声音则更多聚焦于实际操作的难度。他们指出，重庆直辖市的首要任务是为三峡工程服务，移民安置和经济开发是重中之重。如果管辖范围过大，管理链条拉长，反而可能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分散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和资源投入。此外，四川省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如果一下子划走三个重要地区，会对其自身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小的冲击。如何在重庆和四川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决策者必须权衡的问题。 经过激烈讨论，李鹏总理在会上明确指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特别是三峡工程的顺利推进。他认为，管辖范围过大虽然能在短期内增强重庆的体量，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让管理变得复杂，甚至拖累核心任务的执行。在听取各方意见并综合评估后，中央最终否决了“大方案”，决定采取一个更为精简的方案：将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合并，设立重庆直辖市，而广安、南充和达川则继续留在四川省。 这个决定看似保守，实则体现了中央在战略上的务实态度。重庆直辖市成立后的总面积约为8.2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这一范围虽然不及“大方案”宏大，但足以让重庆在三峡工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避免了过分削弱四川的实力。 1996年6月26日的讨论为重庆直辖市的设立奠定了基础。次年，也就是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议。同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挂牌成立，成为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的中国第四个中央直辖市。从此，重庆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 直辖后的重庆迎来了经济腾飞。从1997年到2017年的20年间，其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约13.16倍，城市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工业、科技、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三峡工程的移民安置任务也在重庆的努力下顺利推进，百万移民得以安居乐业。与此同时，重庆的直辖地位也让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连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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