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许世友“漫不经心”问肖永银：陶勇的孩子在流浪，怎么办 “陶司令的孩子在街上要饭？”肖永银握着听筒的手指骤然发紧，1967年3月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装甲兵司令部的水泥地面泛着潮湿的冷光。电话那头传来尤太忠低沉的嗓音：“老肖啊，来无锡转转？”窗外的梧桐叶被雨点打得噼啪作响，他忽然想起三天前在南京新街口瞥见的三个瘦小身影——破棉袄裹着单薄的身子，脏兮兮的手指攥着半块冷烧饼。 许世友此时正蜷在无锡荣巷招待所的藤椅里，面前的茶缸早已凉透。这位南京军区司令员盯着墙上的作战地图，目光却穿透了苏北平原的等高线。陶勇投井身亡的消息像根鱼刺卡在喉咙里，两个月前上海传来的噩耗让他的拳头重重砸在桌面上：“他娘的！陶勇会自杀？老子带兵三十年还没见过这样的孬种！”茶缸被震得跳起来，褐色的茶渍在桌布上洇开一朵狰狞的花。 尤太忠端着搪瓷脸盆进屋时，正撞见许世友对着窗户发呆。27军军长把热毛巾递过去：“司令员，肖副司令到了。”许世友猛地转身，脸上的皱纹突然活过来似的：“叫他进来！”门轴吱呀声中，肖永银的皮靴踏在木地板上格外清脆。两人目光相触的瞬间，许世友突然指着墙角的麻袋：“老肖，听说你那边土豆丰收？” 这场看似闲扯的对话持续了二十分钟。当肖永银第三次提到装甲兵训练情况时，许世友突然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戳在南京的位置：“陶勇家那三个娃，在街上讨饭。”他的指甲缝里还沾着前天下地拔萝卜留下的泥土，“你们装甲兵，收不收萝卜？” 肖永银的后背瞬间绷直。1964年陶勇视察东海舰队时的场景突然闯进脑海——黝黑的汉子抱着小女儿转圈，军装口袋里的水果糖叮当作响。他咽了口唾沫：“收！萝卜青菜都收！”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屋檐滴水声渐渐稀疏。 三天后的深夜，南京卫岗附近的装甲兵大院驶进辆蒙着帆布的卡车。哨兵的手电筒光柱扫过帆布缝隙，照见三双惊恐的眼睛。肖永银披着军大衣站在车库阴影里，三个孩子被推到他跟前时，裤腿上还粘着玄武湖边的枯草叶。“当兵吧。”他扯下自己的棉帽扣在最大的男孩头上，呢子面料遮住了孩子额角的淤青。 装甲兵名册开始诡异地膨胀。司令部参谋发现，新兵登记表上的“家庭成分”栏总被墨水晕染，年龄一栏的数字时常在14到17之间摇摆。直到某天清晨，值班室收到北京长途电话，肖永银抓过话筒的瞬间，喉结剧烈滚动了两下。 “总理，这些娃娃…”他握着听筒的指节发白，作战值班室的挂钟秒针咔嗒作响，“都是部队子弟。”电话线那头沉默了三秒，突然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肖永银的太阳穴突突直跳，他想起去年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握着陶勇的手说“东海舰队交给你我放心”时的笑容。 当北京来的清查令摆在桌上时，装甲兵参谋长急得直转圈：“这年龄差的…”肖永银突然抓起红蓝铅笔，在文件空白处画了条波浪线：“谁说娃娃兵打不了仗？”他刷刷写下“经半年集训，全体合格”九个大字，笔尖几乎划破纸张。 许世友回南京那天，春寒料峭的晨雾里裹着炊烟味。肖永银在司令部走廊迎上他，话还没出口，肩膀就挨了记铁砂掌。“好你个肖永银！”许世友的笑声震得窗玻璃嗡嗡响，“萝卜种成精了！”两人站在二楼窗前，望着操场上一群穿着肥大军装的“娃娃兵”正练队列，最小的那个正手忙脚乱系武装带。 装甲兵大院的白杨树抽新芽时，炊事班长老王发现了个怪现象——每到开饭时间，泔水桶里从不见剩饭。那些半大孩子捧着铝制饭盒，连菜汤都要拿馒头擦得干干净净。有次他逮住个往兜里藏馒头的半大小子，孩子红着眼眶嘟囔：“给妹妹留的…”老王转身从蒸笼底层摸出两个糖三角，热气糊住了他的老花镜。 这年秋天，南京郊外的靶场上枪声格外密集。肖永银站在观察哨里举着望远镜，看着那群“超龄”新兵进行实弹考核。报靶员挥舞的小红旗连成片红云，他忽然想起陶勇生前最爱唱的《十送红军》——“七送红军五斗江，江上船儿穿梭忙…”沙哑的哼唱声飘散在硝烟里，惊起一群啄食的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