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一位在上海市档案馆查资料的市方志办的女同志突然嚎啕大哭，吓坏了一众工作人员。她举着一摞信哭着说“这是我爸爸写的，我要带走”。
1994年，上海烈士陵园正进行迁移，要把安息于此的英灵迁往龙华烈士陵园，一个年近半百的妇人突然扑过来，泪眼婆娑地央求工作人员：“求求你们，让我看一眼我爸爸，行吗？我一出生就没见过他。”
工作人员一听就愣了，心想这人怕不是疯了吧？可当妇人颤抖着报出父亲的名字王孝和，又说出自己的名字王佩民时，事情起了变化。工作人员核实身份后，到底还是为她打开了那扇尘封已久的棺木。
棺盖缓缓掀开，里头只有一块头骨、几根白骨。王佩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得撕心裂肺：“爸爸，我是佩民啊，您看到我了吗？”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见到”父亲。她出生时，父亲王孝和牺牲已经21天了，王佩民打一落地就是遗腹女，父亲长什么样，全靠母亲忻玉英的口述。
母亲翻来覆去讲父亲的英雄事迹，可对王佩民来说，那终究是别人的故事。她心里的父亲，还是个模糊的影子，做梦都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尤其是晚年生活越好，这股劲儿就越浓。这份渴望，推着她走上了一条看似没谱，却意义重大的“寻父之路”。
王佩民能抓住的线索，冰冷又零散，她偶然翻到一张老照片，恰恰定格了父亲王孝和临刑前的瞬间。照片上的男人回望着镜头，眼神里满是“眷恋和期盼”，就这张照片，头一回让王佩民心里那个父亲的形象具体起来。
王佩民跑遍了父亲当年可能留下痕迹的地方，最后在档案馆里，找到了四十多封王孝和写给妻子忻玉英的信。
这些信写在1948年4月到9月30日，正是王孝和被捕到牺牲前的日子，他平均每三天就要给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写一封信。信里这位上海英文专科学校毕业的文化人，对着识字不多的妻子，满是疼惜：“英妻，我感激你，也真可怜你，你为我操碎了心……”
他明知自己凶多吉少，却还替妻子盘算着将来，带着远见和爱意嘱咐：“要是遇上你看得中的好人，就做你的伴侣，我绝不会怪你，那样我才放心！”
对那个素未谋面的孩子，更是舐犊情深：“但愿你分娩顺利！孩子就叫佩民吧！”正是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让王佩民摸到了父亲的慈爱和亲切。
1948年，王孝和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正带着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们罢工反战，特务四处抓人，风声越来越紧，妻子忻玉英挺着大肚子，跪下来求他：“你就算不为别人，也为我和肚里没出世的孩子想想，别再去领着工人闹了，出去躲躲吧，孩子不能没爹啊……”
可王孝和一把扶起妻子，话语里却没半点犹豫：“我不能走。我走了，党组织怎么办？工人们怎么办？这里就是我的战场，我必须留下战斗。”没过多久，王孝和因为叛徒出卖被捕了。特务们对他用尽酷刑，他硬是咬紧牙关，“一个字的秘密也没吐露”。
特刑庭判他死刑，要枪决那天，忻玉英挺着肚子赶到法庭，看到丈夫脱下衬衫后，满身都是特务打的伤，青一块紫一块，她当场就崩溃了，也顾不上会不会动了胎气，放声大哭，控诉国民党乱杀无辜。
同来送行的工人们一听忻玉英的哭诉，火气也瞬间被点着了，当场大闹法庭，硬是逼得反动派暂停了行刑，把王孝和又押回了监狱。就在回监狱那天，王孝和给妻子写下了那封充满爱意和嘱托的信。
面对死亡，他豪气干云：“死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活一天，就要跟敌人斗到底！”没过几天，特务们就悄无声息地在提篮桥监狱结果了他，倒是“体贴”地安排了个记者拍下行刑全程。
照片上的王孝和，面对枪口，脸上始终带着笑，没有一丝恐惧。他牺牲时才21岁，离上海解放只有8个月，就这么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刻。
丈夫的牺牲，对忻玉英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她想放声大哭，又怕动了胎气，影响肚里快出世的孩子，只能把所有悲痛死死摁在心里，仅仅三个星期后，女儿王佩民就出生了，名字是按丈夫遗愿取的。
巨大的悲伤让她精神有些恍惚，有段时间她从南京路走到外滩，见人就问：“你看到王孝和了吗？王孝和你知道吗？”
她甚至动了跟丈夫一起去的念头。幸好地下组织派来的交通员及时找到了她，苦口婆心地劝：“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两个孩子身上还流着王孝和的血呢。”看着两个可爱的女儿，忻玉英这才打消了死志，咬着牙活了下来。
她带着王佩民和姐姐东躲西藏，靠给人家洗衣服、打毛线过活，硬是把两个女儿拉扯大了。每当王佩民问起爸爸，母亲就给她讲父亲的英雄故事。
王佩民的寻父之路，从冰冷的白骨，到模糊的照片，再到温暖的家书，加上母亲的口述，一点点拼凑出了一个立体鲜活的父亲王孝和。
这种精神，穿透了死亡和岁月，成了王佩民一辈子最珍贵的陪伴。她把这份精神传了下去，而这份为民族解放不惜牺牲的坚韧与英勇，也必将被一代代中国人铭记和传承，融入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里。
信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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