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 ，云南王卢汉收到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密令，正愁没有解决良方，结果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看完，在密令上大笔一挥，未改一字便救下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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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中国，变天是早晚的事，西南边陲的云南，“云南王”卢汉却快愁白了头，他手里捏着一份南京发来的密令，字字要命，不仅关系到九十多条进步人士的生死，更可能把他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就在他抓耳挠腮的时候，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出现了，老先生只在电文上添了一笔，局面就翻转了过来，一场血光之灾就这么化解了，这位高人是谁？他又是怎么用这轻飘飘的一笔，救下这许多人的呢？

这事儿得从1949年秋天说起，那时候，蒋介石在大陆的买卖眼看就要黄了，只能把宝押在西南，想在那儿建个最后的据点，云南自然是重中之重。

而卢汉，这位滇系大佬，家族在云南根深蒂固，他表哥龙云更是影响云南政坛近二十年的角色。

卢汉虽然名气不如龙云，但也是跟着龙云一路干出来的实力派，已经在云南当家四年，是老蒋在西南不得不拉拢的人物。

可是，老蒋对卢汉并不真放心，半个月前，龙云刚在香港宣布起义，这让老蒋心里对卢汉直打鼓。

1949年9月6号，蒋介石把卢汉叫到重庆，又是给钱给枪，又是画大饼让他扩充滇军，转过头就提了硬条件：解散云南省参议会，封掉所有进步报刊，还要大规模抓捕中共地下党和爱国人士。

老蒋算盘打得精，他知道卢汉心里摇摆，这是逼他“纳投名状”，手上沾了血，看他还怎么跟共产党那边勾兑。

在9月8号，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护送”卢汉回了昆明，名为护送，实为监视，果然，人刚到，徐远举就伙同沈醉在昆明搞起了“九九整肃”大搜捕。

谁知，卢汉脚跟还没站稳，就通过爱国民主人士刘淑清，悄悄把消息捅给了中共地下党，结果自然是竹篮打水，没抓到多少真家伙，徐、沈一伙就把气撒在那些活跃的进步人士头上，省参议员、记者、老师学生，一下子抓了四百多人。

沈醉一看，辛辛苦苦抓来的人快被卢汉放光了，赶紧向老蒋告状，老蒋一听就火了，一封密电拍过来，就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这话的潜台词再明白不过：剩下那九十多个“重点”，一个都别想活，必须处死。

接到这份密电，卢汉是真坐蜡了，杀？违心不说，还得背千古骂名，民心尽失，不杀？公然抗命，老蒋能饶了他？恐怕自己先得掉脑袋，他急得团团转，就在这时，脑子里灵光一闪，想起个人来，事不宜迟，他立马动身去拜访。

这人就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李根源先生，李老先生名望极高，是位爱国民主人士，也是大学者，还是朱德元帅的恩师。

而他一生经历丰富，云南起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有他的身影，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本在腾冲老家养老，但眼看全国解放大势所趋。

这时卢汉找上门，对李根源来说，正中下怀，听完卢汉的火急火燎的叙述，又看了那份要命的密电，李根源沉吟片刻。

然后，他拿起那份写着“情有可原，罪无可逭”的电文，取过笔，不慌不忙地在上面轻轻一勾，做了个小调整，就把电文递还给卢汉。

卢汉原本愁眉苦脸，接过电文一看，瞬间就明白了，之前的愁云一扫而空，对李根源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敢耽搁，拿着改过的电文就回去了，吩咐秘书按新内容转发给沈醉。

当沈醉收到这份由卢汉转来的“蒋委员长密电”，也愣住了，改过的电文，变成了“罪无可逭，情有可原”。

就这么把两个词组顺序一颠倒，强调的重点完全变了，前者是“罪不可赦”，后者呢？变成了“罪名是有的，但情有可原，可以从轻发落”。

虽然还是老蒋的“指示”，可操作空间就大了去了，沈醉心里就算犯嘀咕，但面对白纸黑字的“领袖手谕”，也不敢公开叫板，最后还是按这“新精神”，把那九十多个进步人士都给放了，李根源先生就这么一支笔，轻轻一勾，一场大祸消弭于无形。

云南起义的电波一响，远在成都的蒋介石听了，跟挨了晴天霹雳似的，他明白，西南防线彻底完了，国民党在大陆算是彻底没戏了，也就是1949年12月10号，蒋介石就从成都仓皇飞去了台湾，从此再也没能踏上大陆一步。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带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进了昆明，在欢迎大会上，陈赓将军高度评价说：“卢汉将军及率部起义，才有今天这样的胜利。”

而毛主席后来也对卢汉讲：“你在云南起义，为人民立了大功，你抗了日，又起了义，晚年能这样就不错了，你就是黄花晚节香。”

云南的和平起义，不光少死了很多人，也实实在在加快了全国解放的脚步，有时候，历史的走向，或许真就取决于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一点智慧和一份担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