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战役志愿军45师烈士遗照一一照片由原志愿军45师前线指挥所秘书谢万丁捐献，现被中国军史博物馆永久收藏。他一直记得那天的光线。不是在战场，不是在坑道，是在军博那个大厅里，天窗斜下来一束光，打在谢万丁捧着照片的手上。那几张照片——小得惊人，黑白的，纸质已经发脆——是他从上甘岭带回来的。几十年了，他没跟人说过这些事。他也不是个多话的人。可那天他站在展台前，眼神发直，把照片递出去的时候，嘴角动了动，说了一句：“他们一直跟着我。”没人问是谁，其实不用问。照片里的人，都穿着一样的棉军装，有的闭着眼，有的还睁着半条缝，脸上泥点没擦干净，嘴角泛白。那是死后的颜色。照片洗得匆忙，也没人取景对焦，更多像是“留下个证”。他一个个记得名字。老李、王士根、小周……有几个，他送进坑道的时候还拍了下肩膀，说等仗一打完请他们喝酒。结果人是带回来了，不是坐火车回的，是抬着、背着，从高地上一步步往下拖。有个医务兵拍下这些照片的时候手在抖，说相纸快没了，得快。也许正因为快，没有摆拍，没有修饰，那几张照片看着就像还没死透。他说不清自己怎么保住这些东西的。连队撤得太急，文件能丢的都丢了，他把照片塞进贴身口袋，贴着肋骨绑了两层纱布。几十年没跟人提过。他说怕这些脸被人拿去做展板、做口号。他说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是人。旗子的事跟照片是一起想起来的。上甘岭那块597.9高地，后来被炮弹削低了两米。就那一面战旗，插在主峰，打到最后像一张筛子。旗子是块红布改的，上头写着字，一开始能看清，后来全被烟熏黑了。但没人敢把它换掉，那时候说得清楚，旗要是倒了，阵地也就没了。有个新兵晚上起夜，看到旗子在风里哆嗦，以为是人影，拔枪就蹲地上瞄。后来他自己说起这事的时候还笑，说那时候神经紧绷到见个布片都想开枪。可这面旗最后还是被带下来了，血迹、泥土、弹孔全在，连上头的一小截烧焦边都留着。再后来，这面旗出现在2019年国庆的阅兵场上，跟着空降兵战车，从天安门前穿过。说实话，站在那旗前，很多人哭不出来。不是不感动，而是不知道该怎么感动。你得真的钻过坑道，拿铁锹挖过冻土，捂过战友的尸体，闻过炸弹炸翻尸体的味儿，你才知道那旗不是象征，是替人挡子弹挡过风的东西。1952年的十月，山里夜里冷得结冰，白天却能晒脱皮。美军那时候像疯了一样往山上砸炮，炮弹炸得山都塌了，塌完再填。那几天，战士们的耳朵是聋的，鼻子是哑的，眼睛被硝烟熏得通红。有的战士已经不能走了，硬是绑在阵地口边拿枪抵着地守。一口水都没有，有个连队试着化雪喝，结果雪里都是黑色的煤渣和炸出来的铁粉，喝了肚子一拧一拧地疼。有个人断了腿，被放在坑道深处。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就拽着班长的衣角说，给我把子弹留够，我自己来。那天班长转头没说话，只把两排子弹全给他塞过去。他最后确实没麻烦别人，敌人进来时，他引爆了身上的手雷，连同身下那块地一块炸飞了。还有人记得黄继光。那场反冲突时候，打着打着前头卡住了，全连趴在地上进退不得。他从侧翼绕过去，手里没枪了，只有手榴弹和匕首。后来怎么扑过去的没人看见，只看到火力点突然哑了。冲上去的人说，他是扑过去用身体堵住的枪眼。那枪口有点黑，边上沾着血，没人敢多看。战斗持续了43天。白天打完，晚上清尸，尸体都不整，来不及。他们就是趁夜把死者捆上麻绳，从半山拖下来。半路还得防炮，有时候一炸，绳断了，尸体滚下山沟，要找得找到天亮。营长的命令是，“哪怕找不回人，也得带回他的枪”。上甘岭后来成了词，成了精神，成了口号。可对那些回来的人来说，它不是词，是习惯性耳鸣，是每次睡觉前的鼻血，是不能吃炒面的胃病，是梦里突然炸响的那声炮，是永远记得的脸和没来得及说的那句话。谢万丁把照片捐出去那天，没人鼓掌。他也不需要。他站了很久，看着展柜玻璃反出来的自己，白头发贴着太阳穴。他低声说，“都在这儿了。”然后他就走了。照片安静地躺着，旁边的介绍牌字不多，只写了“志愿军烈士遗照，捐赠人谢万丁，原志愿军第45师前线指挥所秘书”。有人路过看了一眼，再走。有人停下多看了几秒，皱着眉。再往里走，是那面战旗，红色褪成铁锈，弹孔成排，像旧伤口结了痂。外头风有点大，军博的门一开一合，光一下一下地打进来。旗子没动，像是等着什么人再来。
